Ansley Coale. 1984.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23(4): 531-552.

这篇文章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人口转变

  • 定义：人口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
  • 阶段划分：原始社会（高生育率，高死亡率，极低的自然增长率)→传统社会阶段（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较低的自然增长率）→前现代社会阶段（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现代社会阶段（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 人口平衡的驱动因素：在原始社会和传统社会阶段，平衡的原因是因为死亡率的调节，人口稠密，发生瘟疫饥荒，死亡率上升，使得人口减少；前现代社会阶段和现代社会阶段则是生育控制。

• 前现代社会人口

  • 特征：Y是人口增长率。X1是总和生育率，X2是预期寿命。总和生育率一定时，预期寿命越高，人口增长率越高；预期寿命一定时，总和生育率越高，人口增长率越高。
  • 前现代社会是如何和保持较高而不是非常高的生育率的：主要依靠风俗习惯。如西欧，晚婚与高比例的永久独身；在印度，早婚、童婚与禁止再婚的双重作用；其他部分地区，母乳喂养有意延迟、哺乳期间禁止性交等风俗延长生育间隔。
  • 前现代人口特征的适度生育率和人口转型期间引入的低生育率的区别是： 前现代人口特征的适度生育率，如晚婚、长期哺乳、定期分居等习俗主导的适度生育是被动的、无意识的； 人口转型期间的低生育率，如节育手段、主动避孕、选择生育子女数等意识主导的生育是主动的、计划的 。

• 欧洲人口

  • 生育率降低：观念的变革影响了生育率；教育的普及推延了结婚年龄；生育子女费用大，资源难以上流回馈父母；个人主义盛行，更看重个人追求渐渐成为主流；宗教的禁欲观念。
  • 死亡率降低：新技术的革新影响死亡率；工业革命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技术革命提高农业粮食供应；卫生医疗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 现代化的社会大大降低已婚妇女的生育率：通过中学对男性和女性的普及教育，主要是在城市居住，在大规模非农业行业就业，先进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制造、运输和通讯技术，以及现代设施的广泛拥有权，避孕节育技术的流行。
  • 生育率下降的标志与死亡率降低、教育程度提高和职业变化有关。但是，难以定量地确定各个因素的强弱。
  • 文化因素在生育率下降中越来越起主导作用。

• 欠发达地区人口转变特征的影响因素判断（政策建议）

  • 普遍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速度和普遍性，特别是在降低死亡率和普及教育方面；

  • 有无有效的计划生育组织(公共、私人或两者)提供避孕药具的分发、各种相关医疗服务的诊所、信息和教育；

  • 是否存在有利于限制生育的夫妇的激励和惩罚措施；

  • 限制生育的自愿决定和小家庭的选择与个人主义文化流行。

Dudley Kirk. 1996.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Studies, 50: 361-387.

"Demography is a science short on theory, but rich in quantification."

• 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
  • Thomson，三种国家类型：A类国家人口增长率在下降，死亡率很低，生育率先静止再下降，如西欧；B类国家，死亡率与生育率都在下降，但死亡率下降的更早，人口持续增长，如东欧和南欧；C类国家，出生率和死亡率没有得到控制。
  • Landry，人口发展的三个阶段：原始，中级和现代阶段。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流行病、饥荒的减少，医学的进步，婴儿死亡率降低，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的人们的利己主义和自我实现的要求。
  • Carr-Saynders：展示了小家庭出现的数据，但主要是非欧洲国家的。
  • Notestein（经典）——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小家庭的出现、城市生活范围扩大、抚养子女成本增加和新时代女性的出现。
  • 欧洲生育项目（European Fertility Project）：1963年寇尔发起发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生育率转变都会发生。

• 生育率为什么会下降？ 死亡率下降可能是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间接原因：人们掌控环境的心理作用；直接原因：生产力水平、劳动力水平的提高 。

• 人口转变理论的中心问题：死亡率下降到什么条件下才能导致生育率下降？

• 生育率下降原因的各种解释

  • 经济学解释：新家庭经济理论：收入、成本、偏好导致生育转变；
  • Caldwell的理论：批判了生育是符合经济理性的经济学解释，区分了现代化和西方化，“西方化”的作用（世俗化理论、通识教育和对环境的掌控）；
  • 财富流理论：前现代社会，财富流是孩子流向父母；现代化社会中以核心家庭为主，财富流是父母流向孩子；
  • 文化和观念理论：lesthaeghe，生育下降来源于个人主义、更高的需求和自我满足 ；
  • 历史学家：由工业无产阶级转向官僚资本社会，更强调孩子质量 ；
  • 政府的作用：公共政策（强制性教育增加了养育成本；政府对人口政策的态度）
  • 扩散传播的作用：媒体传播、社会网络传播和非正式交流 。

• 生育率转变难以解释，受到制度性因素影响，是文化心理问题，各种逻辑因素紧密相连。

Feng, W. 2011. The Future of a Demographic Overachiever: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s1), 173-190.

• 中国人口转变的回顾

  • 死亡率转变：十分快速（1950-1970 年完成） ;
  • 生育率转变：速度比死亡率更快（1970-1980 年完成）;
  • 50 年完成人口转变，90 年代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 。

• 中国政府在人口转变中的作用

  • 政府定位：政府作用被夸大，中国人民主要推动力，政府是加速器而不是启动者；
  • 死亡率方面：中国人口中长期存在的积极的死亡率控制文化，死亡率的下降始于 20 世纪初；
  • 生育率方面：早在 1979 年一孩政策出台之前，全国在 70 年代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一孩政策的出台实施掩盖了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潜在原因；中国一直都有主动控制生育的文化；
  • 评价：政府生育政策的成功是建立在中国家庭和个人的意愿和接受的基础上的，主动的死亡率和生育控制文化，为中国的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提供了动力。

• 未来中国的人口结构

  • 人口结构：人口减少和加速老龄化 ；
  • 经济影响：人口红利消失，年轻劳动力减少 ；
  • 社会影响：家庭脆弱化；性别比偏高；“失独家庭”和老人“孤独死”。

陈卫**, 2008.** 改革开放 30 年与中国的人口转变**.** 人口研究**, 32(6), pp.18-29.**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第二次生育率转变

  • 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发生在 90 年代，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持续走低，1980 年中国的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 ；
  • 对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研究实际上集中在了对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 ；
  • 第二次生育转变驱动力在于社会经济发展 。

• 中国的生育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

  • 一孩生育率比重迅速上升，超过一半 ；
  • 生育年龄更加集中 ；
  • 女性婚育年龄推迟，生育间隔延长 ；
  • 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与孩次成正比 。

• 死亡率处于低水平，健康状况改善，进入长寿社会

  • 退行性疾病死因占主导，女性生存优势体现，年轻男性死亡率偏高 ；
  • 预期寿命延长得益于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粮食供应和婴儿死亡率下降 。

• 未来人口挑战

  • 总量挑战；
  • 流动人口挑战；
  • 老龄化挑战；
  • 性别失衡；
  • 人口数据质量。

龚为纲，段成荣，吴海龙**. 2013** 中国农村生育转变的类型与宗族文化的区域差**.** 中国乡村研究**. (1): 218-252**

• 生育转变类型（总和生育率下降与出生性别比失衡）和宗族文化有关；
• 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转变进程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 生育数量、出生性别比和汉语方言区一致性的背后是区域历史和宗族文化差异，是制度化的宗族传统和价值规范取向的多子多福和男孩偏好 。

Dirk J. van de Kaa. 2002. The Idea of a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ixth Welfare Policy Semina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Tokyo, Japan, 29 January.

•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

  • 生育模式转变：第二次人口转变由生育率降低引起，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有限的生育数量和生育推迟 。
  • 家庭模式的重新定义
  • 死亡率的升高
  • 成为移民国家

• 后现代主义理论

  • 以自我实现为目标，重视个人自由
  • 质疑元叙述，寻求自我表达，支持多元化

Lesthaeghe, R., 2014.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concise overview of its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51), pp.18112-18115.**

• 什么是第二次人口转变？

  • 生育率会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且不认为存在人口均衡终点，具体表现为：
    • 次替代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 ；
    • 生活方式：不婚同居或者单身增多 ；
    • 婚姻和生育脱节：结了婚也不一定要生孩子，想生孩子也不一定非要结婚 ；
    • 有迁移：人口萎缩的国家出现劳动力不足，需要移民补充 。

• 两次人口转变的对比

• 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批判和回应

刘爽**,** 卫银霞，任慧 2012. 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 人口研究, 36(1),pp.15-24.

1、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蕴涵着婚姻、生育、家庭、健康、人口调控等系列转变。

2、中国的人口转变开始于 1950s，属于“寻踪国家”，符合世界人口转变共性，存在独特性独特性：超前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压缩性；计划生育外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驱动；政府干预使时间提前；地区不均衡

3、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已露端倪

Goldstein, J. R., Sobotka, T., & Jasilioniene, A. 2009. The End of“Lowest‐Low”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5(4), 663-699.

• 极低生育率的概念

  • 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1.3 及以下的生育水平 ；
  • 低生育率陷阱：当总和生育率降到 1.5 以下后，低生育率会自我强化,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

• 进度效应（tempo effect）：某个时期的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可能来自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源于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数量效应），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妇女生育时间的推迟（进度效应）的影响 。

• 什么导致了 2000 年起的生育率回升？主要原因是进度效应放缓；移民、经济和政策的作用对生育率回升的作用都很小 。

• 对未来的展望：

  • 极低生育率时代必将结束，生育率将远高于最低水平达到 1.5 ；
  • 生育率螺旋向下是没有道理的：低生育率没有更大的引擎了；推迟生育正在放缓，生育率低的国家仍有提升空间；除了生育推迟没有其他因素影响 。

Ronald Lee .,2020. Population Aging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人口老龄化

  • 老龄化的原因：分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前者是由于总和生育率的降低导致出生人口不断减少进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后者是由于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导致预期寿命延长进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
  • 当死亡率从高水平下降，存在两种效果，婴儿和老年人死亡率下降，更多婴儿存活到成年使年轻人口增加，而同时人口寿命的延长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当预期寿命低于70岁左右时，这两种影响大致抵消，死亡率差异几乎没有影响；预期寿命较高，后者影响占主导。

•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

  • 收入与消费：老年人收入低，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与劳动收入高得多的年轻人差不多；

  • 人口抚养比和人口红利：人口抚养比的提升，传统的人口红利消失，第二个人口红利来自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 第二次人口红利：由于生育率下降，解放了劳动力时间，增加了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工人的物质资本增加，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抵消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 低生育率提高了高消费的老年人的比例，降低了高消费的儿童的比例；

  • 社会福利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持续上升，同时税收收入也会增加，将抵消因人口老龄化而增加的成本。

• 政策建议

  •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于1970年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
  •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严重的财政问题，可以引入养老保险自动调节机制予以应对；
  • 老龄化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劳动生产率将会增长。

Anderson, T. and HP Kohler. 2015. Low Fertilit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ender Equ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3):381-407.

有些国家的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或者非常低，有些稳定在更替水平或者中下水平？

• 经济发展的两类国家：十九世纪末期经济发展的国家与二十世纪中后期经济发展的国家，性别平等会使得一些国家的生育率回归到理想子女数，而在性别平等状况较差的国家，生育率会持续走低。
• 社会经济发展与男女平等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 男女平等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分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男女平等与家庭中的男女平等， 由于文化滞后的作用,家庭中的平等更晚实现；
• 工作—家庭冲突导致的低生育率，会通过性别平等红利进行自动调节，从而实现男女平等，生育率回升。

Goldscheider, F. et.al., 2015. The Gender revolution: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anging Family and Demographic Behavi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2):207-239.

性别革命是指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不断变化的性别关系，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指女性走出家庭， 进入各个领域为家庭提供支持，表现为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第二部分是指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庭。

1. 第二次人口转变是一种观念革命，认为新的价值观（个体主义）是个体行为的独立驱动因素； 而性别革命是一种结构性革命，破坏了原来的“分离领域”结构，重塑男女关系。
2. 第二次人口转变认为家庭关系不属于个体的高层次需求，也很少关注父亲可能分担照顾家庭和 孩子的方式；而性别革命认为家庭和亲子关系仍然重要，关于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研究有了实 质性增长。
3. 第二次人口转变否认“新平衡”的存在，对家庭和认可发展呈负面性看法，认为低生育率和不 确定的两性关系将继续存在；而性别革命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渡性特点是性别革命前半部分的结 果，认为存在新的平衡，性别革命的持续进展将有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和婚姻。

1. 婚姻形成的逆转：性别革命的完成，有利于形成婚姻关系；
2. 生育水平的逆转：随着性别革命后半部分的推进，生育率会得到回升；
3. 离婚水平的逆转：随着性别革命的推进，婚姻关系趋于稳定；
4. 性别平等的强化：性别平等态度和行为的强化，通过代际传承，可能正在加速性别革命后半部 分的进程。

Icek Ajzen and Jane Klobas. 2013. Fertility intentions: An approac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 29: 203-232.

社会心理学中最著名的态度行为关系理论。 （1） 认为行为意愿是影响行为最直接的因素。 （2） 行为意愿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 （3）突显信念：个体关于行为的信念，少量行为信念可以被捕捉到。 （4）背景因素： 个人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如人格、智力、经验、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等）。

（1） 生育意愿由行为观念、规范观念和控制观念决定； 行为观念：对生孩子形成积极或消极的行为态度； 规范观念：对生孩子形成可感知的社会压力； 控制观念：与生育孩子的控制感。 （2）背景因素的作用： 制度政策、社会价值观和个人特征。 （3）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判定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用于指导生育政策的制定 。

Vargha, L. and Donehower, G.. 2019.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market and nonmarket investments per child in relation to fertility.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5(2):321-350.

本文分析了不同国家的父母和社会对儿童的经济资源投资与其总体发展的密切关系。

1. 健康、受教育程度、认知发展都对儿童福利有正向影响，进而提升儿童的社会价值。

2. 儿童投资是一种应对老龄化的有效举措，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增长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 NTA 通过建立代际经济流动的系统账户实现对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

3. 一些研究关注到了儿童投资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从市场投资角度，而忽略了家人等无报酬照顾行为。 作者通过分析 25 个国家家庭时间投入方面的人力资本，进而将政府和家庭对儿童投资的市场和非市场方面进行结合，并进行跨国比较，检验数量-质量假说。作者通过累计特定年龄的 NTA 和 NTTA平均水平来衡量儿童质量。并且，调整特定年龄和截面数据和积累数据，以进行跨国比较。作者认为，只有净成本才通过转移成为 儿童投资，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入国家更高，在低收入国家更低。而在非市场投资中，新生儿的儿童保育投资最高，并且其与年龄成负向关系。作者发现，由于家庭中的无偿护理，私人层面的家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来源。在 0-5岁阶段，家庭非市场儿童保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在总投资方面，仍然是高收入国家更高，低收入国家更低。而且，大部分国家，都是新生儿总支出最高，并且与年龄负相关。非市场儿童保育和其他家庭无偿投资在幼年阶段的儿童中占了很大比重，且与年龄负相关。私营和公共市场中的儿童投资随年龄上升。 而在私人市场投资方面，其比例与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成负向关系。公共市场投资方面与其相反。在高收入国家，儿童保育和其他服务的价值的相对支出是最大的。

在生育率差异方面，生育率较低的国家对儿童的教育和卫生投资累积衡量标准比较高，家庭儿童保育的价值也如此。作者发现，人力资本的市场和非市场投资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特性。此外，作者发现，在数量和质量的权衡博弈中，家庭育儿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通过研究，得出了几点结论：

1. 在跨国比较中，可以挖掘出儿童数量和质量的权衡。每个儿童拥有的资源与儿童数量成反比，尤其是在教育、卫生、家庭直接护理方面。在生育率方面，其和儿童投资也存在负向关系。
2. 女性对儿童的非市场投资应该被重视。总体而言，在大多数国家，母亲为孩子提供更多的非市场投资，父亲更多为市场投资。
3. 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和非市场人力资本投资互补，并可以在不同资金和时间预算下产生不同组合。国家投资、家庭市场投资和家庭时间投资都对儿童数量和质量权衡中有重要作用。
4. 儿童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在加入家庭儿童保育因素后更为显著。此外，作者发现，在市场质量指标、非市场质量指标与生育率间，都存在儿童数量和质量的权衡。

Matysiak, A and D. Vignol. 2008.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A Meta-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4(4): 363-384.

作者通过把福利国家划分为自由型、保守型、社会民主型、社会主义型这四类，进而在微观层面探讨生育率与 女性就业的关系。本文采用元分析技术，将不同研究文献进行筛选和整合，构建模型，进而得出研究结论。 通过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分析，作者发现，女性就业对生育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而言，这种区域差异是建立在不同福利制度基础上的。此外，从队列视角看，女性就业对生育的消极影响在降低，但是 0-6 岁儿童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升高。因此，作者提出，女性就业与生育率并非完全存在相关关系，在进行二者关系的研究时，应该控制某些协变量。

Budig, M., J. Misra and I. Boeckmann. 2012. The Motherhood Penalty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Importance of Work–Family Policies and Cultural Attitudes. Oxford Journal 19 (2): 163–193.

母亲的收入持续落后于男性和没有孩子的女性。即便在控制了经历、教育、工作时限和其他因素的差异后，依然如此。生育惩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减少，但即使在调整了母亲更大可能性的工作缺失、预先的教育和培训以及减少的工作时间之后，这种“惩罚”仍然存在。因此，作者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即：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的国家中，检验政策和文化态度是否以一致的方式影响母亲的收入。

在文化、政策对母亲收入的影响方面，由于性别分工和工作-家庭政策的结合，文化一方面影响母亲的工资，另一方面性别分工又对就业状况产生影响，而且，文化还对福利政策有影响。作者在文中提到，产假、育婴假对生育惩罚的影响不同。在幼儿托育方面，为三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提供教育和就业支持以及政府为幼儿托 育提供政策支持和补贴会减少生育惩罚。 作者在文中提出两个假设，即：

1. 当文化倾向于母亲就业并且性别平等观念更强时，育儿假与母亲收入有正向联系；

2. 公共资助的幼儿托与政策也有利于母亲收入，且作用更强。此外，幼儿托育的形式（如市场、日程安排、教育类型）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作者通过 Heckman 样本选择校正，建立混合国家模型，研究母亲身份、政策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生育惩罚是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往往较为严重。在某些情况下，在去除控制变量后，作者发现，母亲的收入并不一定比未生育子女的妇女少。

在政策和母亲收入方面，作者发现，性别态度更平等的国家的政策和母亲收入关系更强，且成正向关系；相反，性别平等态度较弱的国家的政策和母亲收入之间的关系更弱，甚至会成负相关关系。

作者在文中进一步解释了在“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的国家，高比例的公费育儿反而会导致母亲收入的下降。作者认为，一方面，公费育儿的重点在于对幼儿进行教育，而不是促进母亲就业。此外，公费育儿主要是兼职照料，托育时间并不能和母亲工作时间完全匹配，即母亲还是要承受照顾孩子的压力。

基于以上研究，作者得出研究结论。作者认为，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生育惩罚现象，且情况总体而言较严重；此外，政策和文化的交叉作用会对生育惩罚产生影响；最后，文化会扩大政策对母亲收入的影响。

Sweeney, M. M. (2002). Two decades of family change: The shifting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67(1), 132 147.

Cherlin, A. J. (2004).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4), 848 86 1.

王跃生. 2008. 家庭结构转化和变动的理论分析——以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 社会科学(7), 92-105. 和 彭希哲, & 胡湛. 2015.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12), 113-132

本文以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对家庭结构转化和变动进行了理论分析。

从古至今，家庭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单位。家庭，是具有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的成员的生存空间、场所或生活单位。而家庭的构成，就是家庭结构。家庭结构有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单人家庭、残缺家庭和其他家庭等多种类型。家庭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家庭的类型和构成比例可以发生变化。作者认为，婚姻关系成员增减对一级类型家庭的“转型”作用显著，而血缘关系成员的数量变动则主要表现对一级家庭类型内部二级类型家庭的影响上。具体而言，促使家庭结构改变的主要动力是家庭血缘关系成员的婚姻行为和婚姻单位的增加或减少，而血缘关系成员的增减在以及家庭中主要是规模的增减，没有带来结构的变化。

作者认为，影响家庭结构变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分别是家庭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人口因素。

（1）家庭制度因素。家庭制度因素不仅包括家庭内部的制度，还包括政府、社会等与家庭相关的制度。女体而言，包括家庭成员代际地位规定、财产继承方式、分家时间限制、生存保障方式、户籍制度等。 经济因素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土地和主要生产工具的属性）和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就业方式。

（2）经济因素在一些情况下会加速家庭活动的分化，它包括家庭中父母地位的衰弱、在劳动力的使用和管理上形成反对裙带观点的压力、老一代人对核心家庭的直接控制变弱、控制的弱化表明个人主义的崛起、男女地位逐渐平等等。 （3）社会因素方面，家庭结构的转变主要和婚姻方式和已婚妇女的妇女地位有关。

（4）人口因素方面，生育数量、人口预期寿命和老龄化以及人口的迁移流动都会对家庭结构的转变产生影响。在生育孩子的性别方面，作者发现，儿子的数量对家庭结构有显著影响，而生育直接影响二级家庭维系和转变，生育数量对家庭成员和代际关系也有显著影响。

而在我国农村家庭结构转化的主要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分别是传统时期的家庭转变模式和当代农村较为流行的家庭转变模式。传统时期的转变模式主要是由核心家庭变为直系家庭，再变为符合家庭，进一步变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直系家庭会进一步变为核心家庭。 当代农村家庭转变模式中根据孩子数量、是否迁移进行进一步区分，进而形成三种具体模式。

Bengtson, S. V. L.. 1997.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in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 429-60.

本文是关于美国家庭代际团结和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关系结构的。作者发展了代际关系的类型学，并研究了人口中类型的分布（特别是子女-母亲和子女-父亲关系之间的差异）。此外，作者还进一步衡量父母和子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是否区分衍生的代际类型。

作者在文中先用当代美国家庭的衰落的学术争论引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作者在文中提到，将“家庭衰退”假说扩展到成年人的快递关系，并提到结构功能理论，利用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验证据指出，大家庭并非消亡。虽然平时亲属的联系可能不多，但在遇到需要帮助的情况时，群书间的相互支持仍然存在。本研究在评估代际家庭关系的强度和结构时，考虑潜在的团结形式的重要性。

作者提出六个代际团结维度，分别是结构、关联、情感、共识、功能、规范。此外，作者提到，虽然对于美国代际团结已经有学者做过一些研究，如 Hogan 等人，但是，原有研究没有涉及代际关系的潜在维度（即支持的潜力），进而可能会导致低估代际团结的程度。因此，作者对此进行了改进，通过更广泛的维度来扩展原有研究成果。 作者在文中先提出关于本研究的五个假设，进而展开研究。作者利用 AARP 与两所大学进行合作所获得的全国性数据，筛选出至少父母一方健在的子女，要求其评估1564 种父母关系。 作者通过用接触频率、情感亲密度、管带你相似性、地理邻近性、接受功能性帮助、提供功能性帮助对代际团结进行测量。作者将功能性团结当作一种双向的帮助流动，通过二分法对指标进行结合，并在研究中区分母亲和父亲。作者采用潜类别分析（LCA）研究代际团结的类型结构。作者使用潜类别分析的一个关键假设是，潜在类别的要素是被测变量间协变量的真正来源。作者将与成年子女特征、亲生父母婚姻状况 i 相关的一系列变量设为自变量，以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产生更紧密的代际关系的概率遵循 U 型模式为假设，探索成年子女与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作者进而总结出，父母婚姻、父母性别、子女年龄、种族民族种族等对成年子女-父母代际关系的影响。

Abdel R. Omran. 1971. The Epidemiologic Transition: A Theory of the Epidemiology of Population Change. Milbank Quarterly, Vol. 83, No.4: 731–757. Reprinted from 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Vol. 49, No. 4, Pt. 1, 1971 (pp.509–538).

1.短期影响，上网课、大量的社交隔离；

2.中期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全世界都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在个体层面，很多社会学研究发现， 经历重大的负面事件可能会对个人的健康造成长期影响，比如在 08 年经济危机之后，家庭财富受到影响的个体，在随后的 10 年过程中，可能更容易患上高血压、糖尿病以及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

3.长远影响。指改变了文化制度、社会结构或者是社会关系的影响。 戴口罩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野生动物和人的关系，经过这些事情，我们在制度层面上就会去重新界定人和野生动物的关系，大部分人都会对野生动物更加心存敬畏。

疾病、死亡和健康对社会影响的两种路径

生物学路径：达尔文的进化论，死亡是人类演化的重要推手，通过死亡的选择性来产生更适应环境的个体，所以死亡作为一种演化的动力，是长期持续地作用在人体上，塑造了我们人体的一些特征。除了生理上，在心理学意义上也有意义，比如我们为什么都爱吃甜食实际上也是进化通过死亡过程对人体进行的改造。 社会和人口学路路径： 特指死亡和疾病对个体的威胁，使得个体产生了一定的行为或者观念模式来应对死亡和疾病的威胁。当这些个体聚集成了一个大群体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社会性的模式，包括社会制度、社会文化、信仰、和技术性的变迁等。而这些社会整体上的模式也会反过来作用在个体上，形成了一定的制度文化，规范个体的行为。最后社会的演进也会同时作用于死亡和疾病过程，比如社会技术的进步可能改变死亡对整个人群的威胁，最终形成了一个闭环。

饥荒和瘟疫时期 1.人口增长非常缓慢。 2.人口规模变动的主要驱动力是死亡率。 3.人口预期寿命处在很低的水平，整个世界的预期寿命是 20~40 岁。

作用过程 1.对宗教的影响。东南沿海的宗教。 2.对文化影响。胖瘦审美。 3.对社会结构形成的影响。 种姓制度是一种疾病隔离手段。 4.对社会结构变革的影响。劳动力出现短缺，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 5.对文明的扩张或交融的影响。新的传染病加速了在美洲殖民扩张的进程。

传染病消退时期 1.预期寿命有所增加，大概在 30~50 岁； 2.人口开始呈指数增长； 3.疾病模式发生转变。

作用过程 1.死亡率的下降推动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 2.死亡率的下降对生育率也有显著的影响。 3.死亡率下降也会使得我们对孩子情感价值的评估发生变化。

退行性疾病时期 1.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所有国家预期寿命都在 60 岁以上； 2.慢性病成为最主要的死因； 3.老年死亡率显著下降，一方面来源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源于个体健康习惯的转变。

作用过程 1.老年人的定义可能需要修改。老年人的现行定义是 60 岁，但是 60 岁的定义是在预期寿命在 60~70 岁之间 的时候提出的。 2.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我们的人生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生态生物学决定因素：疾病因子、环境中的敌对水平和宿主的抵抗力之间的复杂平衡，许多流行病的衰退与医学科学的进步毫无关系。 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决定因素：包括生活水平、卫生习惯、卫生和营养。卫生和营养在西方国家的改善是社会变化的副产品。 医疗和公共卫生决定因素：包括改善公共卫生、免疫和开发决定性的治疗方法。在西方转型的后期、加速和当代转型的早期就产生了影响。

死亡率和传染病降低——更好地发挥成年劳动力的作用，提高幸存下来并成长为有生产能力的社会成员的儿童的比例——提升了劳动效率、经济生产力。

1.流行病学转变的经典(西方)模型 国家：大多数西欧社会 转变过程：逐步转变。近代以前和近代早期流行的瘟疫和饥荒时期，死亡率缓慢而不稳定的下降； 20 世纪初更急剧的下降，生育率已经下降； 20 世纪 20、 30 年代，退行性疾病和人为疾病取代了传染病，成为死亡和发病的主要原因。 主要因素：社会经济因素， 19 世纪后期的卫生革命和 20 世纪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进步又进一步扩大了转变 特点：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失衡效应被最小化

2.加速转变模型 国家：日本 过程：死亡率加速转变，遵循一种与经典模型相似的模式，但开始时间晚，死亡率转变时间短，向退化和人为疾病的转变也快得多 主要因素：由卫生和医疗的进步以及普遍的社会进步所决定的 特点：国家和个人的愿望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率，并提供了在较短时间内降低生育率所需的强烈动力

3.当代(或延迟)流行病学转变模型 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对较近和尚未完成的转变。 过程：直到二战之后才出现死亡率迅速而真正大幅度下降,公共卫生措施成功，同时生育率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大多数这些国家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仍然过高。 特点：发展中国家存在重要差异。

Jacques Vallin and France Mesle. 2004.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in Mortality: A New Approach to Health Transition. Demographic Research, Special Collection 2, Article 2.

健康状况的每一个重要改变都会导致死亡率的差异化，当人口相继从健康转变中获益时，可能出现均质化趋势。整个健康转变过程可划分为若干个连续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包括一个特定的发散-收敛的过程，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具有同样的条件来接受新的技术并从中获益，重大变化往往首先导致或多或少的分化过程，然后趋同（后进国家追赶先行者）。 健康转变第一阶段：奥姆兰流行病学转变 总体来看，18 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口死因构成发生改变，慢性病逐渐取代传染病成为主要死因，而人为疾病成为全球预期寿命停滞的另一个因素。 预期寿命从 30~35 岁提高到 1960 年代中期的约 70 岁；农业与粮食分配的重大进步促进了饥荒的消失；医疗创新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为现代工业化社会提供较为全面的防护，减少了传染病死亡。 分地区来看，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之间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但在发展速度上具有较大差异；当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预期寿命差异比过去工业化国家的差异大；最近几十年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比欧洲国家提高的更快。 个别国家因地区冲突、政治动荡等原因被排除在奥姆兰的流行病转变之外，并且这些国家因各种原因似乎脱离这一进程。经济起飞难度大，经济低迷；艾滋病的流行；由于非洲的经济和健康状况，无法获得西方先进但昂贵的治疗。 健康转变第二阶段：心血管革命 工业化国家死亡率普遍下降后，各国预期寿命发展路径出现差异。 60 年代后期，一方面是西方国家预期寿命经历 10 年的放缓后取得新进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迅速提高随后是长期的停滞甚至恶化，最大的差异出现在日本与俄罗斯之间，日本预期寿命持续增长，但俄罗斯预期寿命出现下降。 法国与英国心血管死亡率持续稳定下贱，但俄罗斯却急剧上升。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新技术防治心血管疾病，但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因其经济水平阻碍了新技术的传播。 健康转变第三阶段：减缓衰老进程 1980s 后，两性平均预期寿命出现分化，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心血管死亡率的下降更多受到老龄组的影响。尽管心血管疾病取得进展，人类预期寿命增加，但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等其他死亡原因的恶化阻止了预期寿命的进一步增加。其他原因组中，精神障碍导致死亡率的上升可能是一个统计假象，也可能是一种实质性变化。一般来说，精神障碍越来越被认为是真正的疾病和特定的死亡原因，而不是老化过程的预期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老化过程本身并不被认为是死亡的根本原因。 健康转变三阶段可能仍不完整，因为许多国家缺乏历史数据，且各国路径不同，发生时间不同，且可能存在越过某一阶段发展的状况，阶段顺序也可能不同。

Samuel Preston. 1975.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tality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Studies 29:231-248.

核心问题：死亡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核心观点： 1.收入增长对预期寿命的贡献占 10%-25%，其他外部因素的贡献占 75%-90%。 2.死亡率在某一范围内对收入变化的反应更为灵敏 3.除收入水平的其他外部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死亡率都有重大影响（教育、疫苗接种、公共卫生服务的改善、营养的改善）

死亡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类型 1.收入水平影响当期死亡率 2.收入水平影响死亡率变化速度 3.收入水平变化速度影响死亡率变化速度 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收入的进一步增加与预期寿命的大幅增加有关，但在收入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与预期寿命的变化几乎没有关系。死亡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立于收入，也就是说死亡率在某一范围内对收入变化的反应更为灵敏。 为得到收入增长对平均预期寿命增加的贡献，首先假设 1930s、 1960s 函数关系真实，利用 1930s 函数可得到收入增加带来寿命收益为 2.5 岁，同理 1960s 曲线得寿命收益为 1.3 岁，取平均数 1.9 岁；接着控制收入水平不变，曲线从 1930s 变成为 1960s 反映的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则固定 1938 年收入得其他因素寿命贡献 10.9 岁，固定1963 年收入得其他因素寿命贡献 9.7 岁，取平均数 10.3 岁；预期寿命从 1930s 到 1960s 真实增量为 12.2 岁，则收入影响为 1.9/12.2=16%，其他因素影响为 10.3/12.2。 1930s 到 1960s，收入增长对预期寿命的贡献占 10%-25%，其他外部因素的贡献占 75%-90%。

根据上述等式，收入的绝对增量和相对增量对预期寿命有正面影响，但系数并不显著， 只有初始收入水平系数显著。无论收入变化如何，低收入水平国家预期寿命增长最大。大多数国家预期寿命都在增加，并且与收入变化无关（教育、疫苗接种、公共卫生服务的改善、营养的改善）。 收入对人口增长的作用 100 多年才会消失，但实际上低估了影响时间，增长率保持不变假定不符合实际，一般会减弱，且新增人口对总产出一定有影响。在一定国民收入水平下，收入分配差异越大，预期寿命越低。

Rodrigo Soares. 2007. On the Determinants of Mortality Reductio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3, No. 2: 247-287.

1.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 收入和预期寿命的内在联系减弱； 收入不平等程度稳定，预期寿命不平等现象显著减少； 1990-200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预期寿命不平等程度增加（艾滋病）。平均预期寿命普遍增加，但 1990-2000 年初始死亡率较高国家预期寿命有所下降。 2.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模式 营养水平的改善不足以解释平均预期寿命的上升， 1940-1970 年间，预期寿命的变化约有 50%是由经济发展或营养无关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在分年龄别死因别方面， 20 世纪上半叶， 发达国家公共卫生干预是降低死亡率的最重要因素（19 世纪末消毒隔离 → 20 世纪初净水技术 → 1940-1960 抗生素 → 1960-1990 医学进步）； 发展中国家预防性措施（疫苗、净水、污水处理）是决定死亡率降低最有效因素。 3.理论分析 “结构性因素”指发展中国家战后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指新技术的传播（包含在思想、个人健康实践和公共产品中）。卫生技术传播的独特性：健康是家庭生产过程的结果；公共产品规模大，受到众多因素影响；需要政府行动或集中供应来实现效率。其他影响死亡率的机制：细菌理论的传播和接受；特定疾病的国际干预；家庭和社区的健康规划 4.死亡率下降决定因素的证据 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发展中地区各年龄组死亡率下降； 死亡率下降的最重要因素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转向成人死亡率的下降。 卫生支出和人均床位不是死亡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环境卫生改善和水的处理是重要因素。 婴儿和母亲营养水平的改善不是主要因素； 大规模免疫接种是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医疗设备和药物中采用的新技术是延长预期寿命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对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教育、公共卫生产品亦是相关因素。 5.发展中国家的微观证据 针对特定疾病的干预措施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了持续成功； 教育（特别是母亲的教育）在决定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方面的重要性； 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的作用得到了微观证据的支持。 6.结论：理解各国机器内部死亡率的变化

Samuel H. Preston and Haidong Wang. 2006. Sex Mortality Differ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ole of Cohort Smoking Patterns. Demography, Vol.43, No. 4: 631-646.

研究内容：研究死亡率变化的性别差异以及解释吸烟对死亡率的影响。 主要观点：  1948-2003 年期间， 50-84 岁的死亡率性别差异先是扩大，然后在队列的基础上缩小；  死亡率性别差异最高的人群是世纪之交出生的队列；  性别死亡率差异的转变与吸烟模式的性别差异一致；  吸烟史对男性和女性死亡率影响显著；  未来几十年，性别死亡率差异将显著缩小。

Hummer, R.A., Rogers, R.G. and Eberstein, I.W., 1998.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tials in adult mortality: A review of analytic approach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pp.553-578.

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死亡风险越高。

 性别 ：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低于女性，且差距逐渐拉大；

 种族/民族 ：白人平均预期寿命高于黑人

 婚姻状况和转变：婚姻大幅降低男性死亡风险，而对女性有累积生存优势。无配偶人群（包括未婚、丧偶、离婚）的死亡率比同龄有配偶人群的死亡率高出 2-3 倍； 30 岁之前有过结婚经历而后丧偶或离婚的人群的死亡率比未婚人群高得多；离婚和丧偶对男性的影响更大；有配偶人群比无配偶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婚姻对女性老年人健康的保护作用强于男性老年人。 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  教育：教育是生命早期确定的，适用于所有人，并且影响就业、收入、生活方式、医疗保健系统的使用等。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死亡风险越低。  收入：收入影响医疗保健和营养的获得，并且影响生活质量，比如说交通、住房、健身设备等。收入越高往往意味着资源获得的越多，死亡风险越低。

 职业：职业对死亡率的影响较小，但是特定人群失业者、服务员、家庭主妇的死亡率较高。

 财富 ：财富和收入类似，除去收入和教育的影响后，财富与死亡率呈强负相关。

 婚姻状况和转变 ：结婚会立即降低男性的死亡风险，未婚者的死亡风险是已婚者的 3 倍，而丧偶和离婚者的死亡风险是已婚者的两倍。另外，婚姻状态的改变比如分居、离婚或丧偶会大大增加男性的死亡风险。婚姻对女性来说不会立即降低死亡风险，但对女性有累积生存优势，也就是说年龄越长，婚姻对女性的保护作用越大。

 出生地：即“健康移民”效应。在外国出生的拉丁裔/非拉丁裔人口的死亡率都要低于美国本地同龄人，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生活方式的影响

 宗教、社会支持等 ：参与宗教的人群死亡率较低。

Halfon, Neal, and Miles Hochstein. 2002. “Life Course Health Development: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Health, Policy, and Research”. The Milbank Quarterly 80(3):433-479.

生命历程健康发展理论（Life Course Health Development，即 LCHD） 核心观点：  健康是多种决定因素（遗传、生物、社会、经济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这些决定因素随着人的发展而变化；  健康发展是一个适应性过程，是环境和生物行为共同塑造的结果；  不同的健康轨迹是累积风险、保护因子以及其他影响的产物；  生理、心理、文化以及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顺序影响着个人和群体的健康和发展。 生命历程健康发展（LCHD）为健康测量、健康系统设计和健康发展的长期投资提供了新的犯法，也为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LCHD 最重要的含义——将健康视为一项长期投资。 健康定义不断变化 “没有疾病”→健康是指个人或群体能够实现愿望和满足需求，同时能够改变和应对环境的程度（WHO）健康是由社会系统创造和维持的，缩小健康差距必须考虑社会因素  健康结果和导致健康结果的社会心理因素在生命早期就存在，持续产生影响；  健康差异的影响因子（生物、心理、社会经济、文化）在不同环境下作用不同。

生命历程健康发展理论框架

1.目的：解释不同环境、生理、行为和心理情境如何影响健康风险和健康发展轨迹； 2.四项原则

健康发展环境：基因决定人类发展的基本过程，但基因的表达却受到过去和现在环境的影响

宏观路径

经济、社会、物理、行为、文化和其他调节个体功能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包含风险和保护因素，共同决定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环境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 个体生命路径：关注环境如何影响个体发展，从儿童期开始的生活路径受到当时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影响；生命早期经历可以显著影响健康发展轨迹；环境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扩大和加深，在不同人生阶段之间的转变时期最为强烈，并产生分化。 健康发展的设计和过程

微观路径 指个体将社会关系、接触环境和历史事件转化为改变生物过程功能的生物信息。微观路径随着生物信息传递 的过程不断发展和适应，如内分泌系统具有开关“应用程序”的能力。它可以调节生长速度，将资源分配给其他 身体系统，有选择地利用现有资源。 微观路径在出生时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而是逐渐适应的过程。生物系统功能发展的一般模式包括：功能能 力的增长；功能完整性的维护；功能衰退时的补偿。 健康发展将心理社会环境与疾病、功能衰退联系起来，生命过程健康发展的基本设计策略是选择性的优化和 补偿。

解释健康发展轨迹变化的机制

健康发展可理解为累积机制和程序设定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机制受到基因、经验和过去的适应性功能 控制。累积机制（累积机制指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特定的发展阶段和时期，而是影响因子的累积。）程序设计机制（指在关键或敏感发育时期影响因子强烈的、独立的影响，多发生在生命早期。程序设定模型着重于早期经验对后期结果的影响。） 关键或敏感时期指功能发展的各个阶段，此时生命过程调控机制正在建构或调整，发育中的个体对环境因素 特别敏感，关键时期决定发展路径，敏感时期环境因素的影响被放大。早期经历和暴露于危险因素可能会影响以后的健康状况，健康发展结果可以被理解为随时间推移积极影响和 消极印象竞争的结果。

健康发展的多元时间框架

健康发展的背景、过程和机制是根据生物、行为、文化和历史的时间框架来组织的，影响

1.个人和群体的生命历程中的关键/敏感期模式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产前和幼儿期因素(如婴儿出生体重、婴儿期体重增加、生长率和身高)对成人疾病和残疾有独立的预测作用；母亲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儿童的教育程度；父母离婚和他们的吸烟行为。这些影响可能在几年内表现出它们的影响，而另一些仅在狭窄的发展时间框架内产生影响。 神经发育的复杂性和快速性创造了一个神经元脆弱的关键时期，从妊娠中期一直延续到儿童时期的第一个十年，关键时期和非关键时期出现相同不良因素对个体影响不同， 18 个月以下儿童白内障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大部分视力丧失，但白内障对 60 多岁的人的皮质组织没有已知的不良后果，因为其神经元链接相对稳定。 2.健康发展的转折点 发展轨迹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敏感时期比在其他时期更容易改变。每一次转变都代表着一个重要的发展点，在此期间不利和有益的投入会对未来的健康产生相对较大的影响。 3.以及多重时间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生物的、心理的、认知的和社会的发展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每一种发展都有其显著的转变和转折点。 例如，生物过程由生物体的“生物钟”调节，生物钟是由遗传程序控制的，并受各种生理反馈机制的影响。生物钟决定了男性和女性青春期的开始和生殖能力的出现，但它也受到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影响， 在文化层面上，社会定义的阶段，如“童年中期”和“青春期”以及基于年龄和外表的社会期望，代表了额外的时间框架。 LCHD 框架的核心元素：环境、过程、机制、时间 政策框架 1.健康测量应用 群体健康监测 社区可以绘制并链接社区成员的认知结果和轨迹、预测呼吸护理的需求、纵向跟踪儿童和成人指导政策和干 预、跟踪和理解相关的和暂时的健康轨迹。 个体健康监测 识别儿童早期发展的生物标志，对儿童未来健康风险进行规划。 2.健康系统的组织和变革干预 儿童早期发展干预，处于风险中儿童或家庭接受干预后，其发展轨迹会发生显著变化； 3.发展性健康服务组织 重新界定优质初级保健的含义；改变支持和维持提供健康服务的系统和与保健有关的其他系统；发展健康信息系统，重新定义健康管理途径，并为促进长期健康的组织提供财政激励；实现 HDO 垂直、水平和纵向集成（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可将 LCHD 原则纳入其支付方法和监管框架、联邦政府可建立关于 LCHD 事项的信息交流中心，以重新制定和推广 LCHD 原则、联邦政府可提供激励措施） 4.医疗保健融资 从生命早期开始并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长期健康投资 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对儿童进行更多的综合性纵向研究；转向社会和环境问题；由政府机构联合策划、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牵头的全国儿童研究；更全面和综合的研究议程

Murray, Christopher J L., and Alan D. Lopez. 1997. Regional patterns of 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 and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expectancy: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Lancet 349:1347-1352.

*顾大男等.健康预期寿命计算方法述评.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4

Massey, Douglas S. and Chiara Capoferro. 2004. “Measuring Undocumented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8:1075-1102.

现存数据资源存在的问题

人口普查

1. 人口普查中没有包含法律相关状态的问题，虽然许多无证移民可能会被发现，但却不知道哪些被调查者属于合法移民，哪些属于不合法移民。如果其同化模式和过程受到法律的制约，那么研究人员就要考虑相关影响，而无证迁移者的比例因时间和国籍而异，比较分析就会受到影响。
2. 无证移民的遗漏问题。由于人口普查与之后的调查都无法就法律地位进行辨别，因而无法估计计算不足的程度，鉴于其在目的国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因此面临被逮捕和驱逐的风险，从而有更强烈的动机躲避调查。
3. 运用人口普查来研究移民随时间推移的进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选择性迁移和死亡率的影响。越早进行迁移的移民偏差的可能性越大，同时移民的去留受经济成功、健康和其他社会特征的影响，同时健康和死亡率也因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而存在差异。
4. 人口普查通常每十年进行一次，这意味着其移民数据永远是过时的，尤其是在快速移民时期，这一问题就特别严重。并且由于普查后数据制表所需要的时间与精力，导致在人口普查后的一到两年内，无法获得关于外国出生人口的详细信息，从而留下了一个相对较小的窗口期。5632710_Others (Internship certificates)

两次普查中的调查

1. 关于出生地和入境年份的信息较少。
2. 调查横截面设计、缺乏法律意义上的相关信息、无证移民无回复。
3. 样本量较小，尤其是移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

注册登记系统

1. 未经授权就出现在一个国家的人很难会自愿向政府报告自己的情况。
2. 无证迁移者通常居住在不正常的住房中，经常转租房间，甚至在他人名下登记的住宅和公寓中转租房间，保证其不会被举报。
3. 入境登记与签证申请中所涉及的社会科学研究可用的信息较少，同时记录保存并不完善，因而无法匹配记录对非法移民进行识别。
4. 现有登记数据只涵盖了移民成为常住外国人的那一刻，而不是他们真正进入该国的时候。
5. 入境信息统计中，并不会提供他们抵达之后会发生什么，这对于移民适应、融入和同化的相关研究帮助十分有限。
6. 在没有离境记录的情况下，入境登记不提供关于移民返迁的规模、性质火选择性的信息。

专业调查

1. 一些调查提供了关于移民到达美国之前和之后的特征相对比较详细的信息，但只收集了两波数据，包含的信息已经过时。
2. 基线调查没有访问来源国，只能对第二次调查中接触的字样本进行国籍列表。

理论上的民族调查

民族调查的逻辑

a. 基本思想：定量与定性程序相辅相成，可以产生一个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法都更可靠和更具内部有效性的数据。民族（种族）调查使用两种方法的优势，尽量减少各自的缺点，在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所有阶段，在定量与定性模式之间来回转换。

b. 一旦选定一个地点进行研究，调查就从传统的民族志实地调查阶段开始，包括参与者观察、非结构化的深度交互观察和档案工作，这些材料可用于设计后期的测量工具。之后挑选样本，而继续进行实地调查获得初步定量数据。

访谈时间轴

a. 访谈日程安排在一系列表格中，变量排列在顶部的列，行中有不同的人、事件、年份或其他有意义的类别。在访谈过程中根据所需来填充表格。

b. 通常从描述家庭人口和社会组成的简单表格开始，每个家庭成员在旁边列出相关信息等。

生活史

a. 从被访者生活开始，询问事件的时间和状态变化。

b. 从随机选择的受访者中收集的生活史产生一个社区的代表性样本，结合计算机构建每个受访者的综合生活史，总结每个人从出生到调查日期关键事件。

多级数据收集

a. 调查设计具有多层次特征，同时为个人、家庭、社区、国家收集数据。

b. 收集相关数据用于多层次统计分析。

代表性多点抽样、平行抽样与多重抽样

a. 代表性多点抽样是指其选择特定地点并使用有代表性的抽样方法。

b. 每当一个社会过程跨越不同的地理或文化领域时，进行平行抽样，即在不同地理位置收集同期样本。

c. 当对移民社区家庭调查完成后，将定居的移民兄弟姐妹编制抽样框架，从中随机抽取移民样本，并回到抽样框确定目的地位置，之后产生一个有代表性的移民社区样本。

结论

a. 各种数据问题导致越来越多移民没有记录在案。

b. 民族（种族）调查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来弥补现有数据缺陷，其将人类学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对特定社区进行深入调查，这些社区代表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起源的规模和模式，并采用半结构化的工具，从有目的地选择的社区中随机抽取样本。

c. 民族（种族）调查中的一部分时收集详细的生活史，以便构建可支持纵向分析的回顾性事件史。个人数据由在家庭、社区、国家和国际层面汇编的事件历史数据进行补充，从而实现多层面分析，并减轻选择偏差。

段成荣, 孙玉晶. 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J]. 人口研究, 2006, 30(4):70-76.

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概念界定（注意时空考虑）

（1）人口迁移概念界定 在一个地区单位同另一个地区单位之间进行的地区移动或者空间移动的一种形式，通常包括从原住地或迁出地迁到目的地或迁入地的永久性住地变动【人户同迁】。 （2）人口流动概念界定 由于没有户口变动作为标志，其界定具有很大弹性。

流动人口统计口径比较

（1） 1982、 1990 年人口普查：跨县、一年以上 a. 只能识别跨县（市、区）的流动人口，无法反映在一个县（市、区）范围以内的流动人口。 b. 以一年时间为判定标准，遗漏离开户籍登记地不满一年的流动人口，并且无法识别“不连续” 人口流动事件。 （2） 199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进一步识别“县内”、“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 （3） 2000 年人口普查：“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甄别 NB：市内人户分离：本市区其他乡镇街道，人户分离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

（1）数据收集方式新特点 a. 调查对象：不仅包含常住人口，还包含“本调查小区”的全部人口，较全面的了解流入、流出人口情况。城市内部人口中还可了解“人在户不在”与“户在人不在”的情况。 b. 时间范围：进一步在人口流动时间上提供“半年以下”的信息，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内的“短期”流动人口数量较多，且与长期流动人口具有较大差别。 c. 流动人口界定的时空标准： 分别对时间与空间信息进行调查，提供时间和空间信息更多组合方式，为人口流动分析提供更丰富的素材。 （2）流动人口界定的原则 a. 充分利用 2005 年调查所提供的信息，同时考察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 b. 尽量将市内人户分离从流动人口中分离出来，二者明显不同。 c. 尽量“缩短”流动人口界定的时间标准，充分反映“短期”流动人口的情况。 （3）流动人口界定的操作方案

研究结果

（1）一个地区流动人口、“人在户不在” 人户分离人口的界定 主要依据“户口登记地情况” 进行，包括本乡（镇、街道）、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其他县（市、区）。其中，选择其他县（市、区）的被调查者还要进一步填报户口所在地，据此分类加以区分，并进一步区分其跨越的空间范围。 （2）一个地区流动人口、“户在人不在” 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界定 依据“调查时点居住地” 进行区分，包括本调查小区、本乡（镇、街道）其他调查小区、本县其他乡、其他县。对于选择“其他县”的被调查者，进一步填报调查时点居住地，之后进一步区分跨越空间范围，分出流动人口与“空户”市内人户分离两类。 （3）人口界定的时间范围问题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中，可以得到更为精确的“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与人户分离，而需要和 2000 年以前的相关指标进行比较时，可通过 R8 的时间选项，得到“半年以上”甚至“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和人户分离人口

Palmer, J.R.B., T.J. Espenshade, F. Bartumeus, C.Y. Chung, N.E. Ozgencil, K. Li. 2013. “New Approaches to Human Mobility: Using Mobile Phones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Demography 50:1105-1128.

人口流动与移动电话

（1）利用蜂窝信号塔、卫星或其他信标发出的信号来估计位置。 （2）外部定位：根据在蜂窝网络和其他信号接收器留下的痕迹进行定位。 （3）使系统跟踪人口的空间移动成为可能，克服传统方法的不准确性。

人口流动项目（HMP）

（1）研究目标：探究使用移动电话定位来获取人口空间移动数据的可能性 （2）研究主题 a. 活动空间（Activity space）：个人由于日常活动而直接接触的地点。 b. 种族、民族和阶级的空间隔离（Spatial segregation） c.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判断政策和事件对人们生活影响的重要尺度，会受 到各种时变的个人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研究方法

（1）开发一个开放源码的 APP，可以在任何设备上安装使用。 （2）建立 SQL 数据库，与手机应用程序沟通触发定位调查并收集数据。 （3）建立项目网站，受试者可以安全注册并激活 APP，提供自己的基本信息。

项目实施

（1）上线 APP 并引导下载的人到 HMP 网页，在哪里可以激活申请并同意参与研究。 （2） APP 在受试者设备后台运行，并每隔 2、 5、 10、 30、 60 分钟的位置估计进行记录，之后将数 据传输到服务器，当手机进入预定位置时，服务器会触发手机调查；而为了保证调查的随机性，触 发点会不断更新。

研究结果

（1）活动空间：每个受试者至少有两个集群，表明日常活动不是随机的，而是集中在特定的位置， 对受试者有一些功能上的显著性；并且周末与工作日的活动模式不同。 （2）主观幸福感：男性往往认为离家越远，其幸福感就越低。

结论与总结

（1）将移动电话纳入人口统计研究，可以提供新的数据来源与动态视角。 （2） 这种方法在代表性与普遍性上存在问题，不同人口群体在收集和互联网使用方面存在系统性差 异；另一方面，在隐私上，空间上的明确数据难以匿名化，尤其是与社会特征相关并需要公开的情 况下，更难以保证

Schewel K. 2020. “Understanding immobility: Moving beyond the mobility bias in migr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4(2): 328-355.

Lee，Everette.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3: 47-57（李：迁移理论。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11-328页）

迁移的定义与因素

a. 迁移可以广泛的定义为居住地的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变动。 b. 影响迁移的因素包括与迁出地相联系的因素、与迁入地相联系的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以及个人因素四个方面。 c. 生活在某地的人能够对一个地区有着直觉的和长期的了解，因而能对该地区作出正确从容的判断。 而对与迁入地相关的因素，就总存在着一种不了解甚至神秘的因素，从而对于一个迁入着能否被一个新地区所接受页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 d. 并非所有的迁移决定都是完全理性的，甚至相当比例的迁移可能是一时的情感、理智的紊乱或偶发事件而造成的。 e. 并非所有的迁移者都是由自己作出迁移决定，个体的生命周期以及家庭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其迁移行为。

迁移的规模

a. 一个地区内部的迁移规模因地区内部的差异度不同而不同。 b. 迁移规模因人群多样性而存在差异。当某个地区人群同质性较强，这里的迁移率就要比那些人群多样性较大的地区小。 c. 迁移规模与排除中间障碍的难度有关。 d. 迁移规模随经济波动而变化。 e. 除非严格限制，迁移的规模和比率都将随时间推移而增大。原因在于地区间差异增大、人际差异增大，以及中间障碍的减小。 f. 迁移规模和比率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进步状态而异。

迁移流和反向迁移流

a. 迁移往往以明确规定的流向发生。 b. 对于每一个重大的迁移流都会有一个反向迁移流。 c. 如果迁移流发展主要是由于原居住地的消极因素，则迁移流具有高效率。 d. 如果原居住地和恶迁入地情况相似，迁移流和反向迁移流的效率就会很低。 e. 如果中间障碍很大，则迁移流的效率也高。 f. 迁移流的效率随经济状况耳边，繁荣时期效率高，萧条时期效率低。

迁移者的特点

a. 迁移具有选择性。 b. 迁移者主要为了目的地的有利因素而迁，往往受到积极选择。 c. 迁移者缘于原居住地的不利因素而迁移，往往受到消极选择，而在那些消极因素对整个人口占压倒优势的地方，迁移则毫无选择性可言。 d. 当中间障碍越高，积极选择的强度也就越高。 e. 迁移者在其生命周期某个阶段的迁移偏好的增强也对迁移者的选择很有关系。 f. 迁移者往往兼备原居住地人口和迁入地人口的特点

Todaro, Michael 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38-148.

劳工移民的过程

a. 工人从低生产率饿农村工作直接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城市工作的劳动力转移过程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阶段现象。然而普遍和长期的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事实证明，这一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b. 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两阶段 第一阶段，发现非熟练的农村工人迁移到城市地区，最初在所谓的“城市传统”部门度过一段时间。第二阶段，随着更持久的现代部门工作迁移行为转变。 思考：移民的决定、城市传统部门的比例大小、加速的工业增长与替代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 对劳动力参与现代经济的影响。

就业可能性与迁移决定

a. 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选择与城市和农村的实际收入差距，以及获得城市工作的可能性两个变量相关。 b. 典型劳动力转移模式的一个隐含假设：任何进入现代部门的移民都被“吸引”到以当前城市实际工资为基础的有酬就业重。但短时间内获得现代部门工作的概率其实非常低，肯定会影响其迁移决定。他们必须在失业的可能性和风险中进行权衡。

总结

a. 如果不集中努力使农村生活更具吸引力，就很难大幅度缩小城市传统部门的规模。 b. 直接改善农村生活设施的净收益可能远超过通过增加城市生活条件的吸引力来吸引更多农民到城市的净收益。 c. 在城市经济中，农村的“供给推动”和城市的“需求拉动”同样重要，因而只要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足以抵消就业创造率的持续增长。

Harris, John R., and Michael P. Todaro. 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126-142.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农村中边际劳动生产率仍为正数，且城镇失业率较高，城市化移民（如农民工等）速度仍然居高不下，甚至会出现加剧的趋势。 建立在充分就业均衡基础之上的传统理论，无法合理解释许多欠发达国家在农业边际生产率为正、城市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却持续甚至加速向城市转移的现象。

因为传统模型大多假设工资是弹性的，即工资可以随市场调整以达到均衡。然而，真实世界存在最低工资标准，即工资存在一定的“刚性”。 因此，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文章引入了城市最低工资（此最低工资高于均衡工资，也就是说城市中已经存在劳动力供需的错配），构建了一个简洁而有效的城市化移民模型，并分析了几种劳动力政策的优劣。

我们构建了只包含城市和农村，并存在失业的两部门模型。 • 我们依据产出和收入来区分两部分。城市部门产出工业产品，其中一部分出口到农村部门用以交换农业产品。农村部门可以选择将所有劳动力用来生产一部分出口到城市部门的农产品，或者用部分劳动力生产而将剩余劳动力出口至城市部门获得获得工资。 • 我们假定，典型的移徙者与农村部门保持着联系，因此，从部门福利的角度来看，他作为城市工人获得的收入将被认为是增加到农村部门的 • 文章的核心假定在于，只要城市的预期边际实际收入超过实际农产品，那么农村-城市迁移将继续下去。换言之，未来的农村流动人口会表现为期望效用的最大化者。

Zelinsky, Wilbur. 1971. “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61:219-249.

介绍

将创新的空间扩散原理应用于移民规律，特别是应用于 Lee 的主张:“除非施加严格的限制，移民的数量和速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流动转变假说

（1）在近代史上，个人在时空中流动性的增强有明确的模式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迁移行为经历了从有限的物理与社会层面的移动向高度流动性过渡，而这也被认为是社区现代化的特征。 （3）迁移转变和人口转变存在高度交互。 （4）迁移的不同阶段，在功能、频率、持续时间、周期性、距离、路线、迁移者的类别、起源和目的地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有序的变化。 （5）在迁移条件下，可以识别通过时间作为连续周期向外传播，通过空间作为同心圆向外传播的固有模式。 （6）上述过程往往随时间推移在时空上加速发展。 （7）发生转变的确切时点是重要考虑因素。 （8）各个转变的阶段是不可逆的。 （9）上述假说存在一些问题 a. 个体流动性的显著扩展被忽视。 b. 需要界定更具体的概念与关系。 c. 迁移指标与指数是复合的，没有单一数字可胜任。

近些年的历史转变

（1）在今天，个人生活在最先进的社会中，旅行或各种空间迁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也许最大的新活力是思想，感知和思考得到了无限延伸。 （3）这种在多维物理-社会-心理空间中新获得的行动自由没有付出代价是无法实现的。

地方迁移

（ 1）信息获取方面，从相对原始的社区到高度发达的社区，或者从婚姻和家庭特征的变化，通过描绘疾病和死亡原因的形式的发展，也可以获得很多迁移信息。 （ 2）从关系上来看，以个人转变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的各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 （ 3）规模问题至关重要。

地方迁移的转变模式

（ 1）国际迁移和边境流动的高峰期比农村流动和城市流动的高峰 期稍早一些(A,B); （ 2）晚期转型社会城—城和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和循环流动十分 活跃，甚至处于加速上升的状态(D,E); （ 3）潜在迁移者被人口循环流动吸收的趋势是假设的，是根据当前的经验证据总结的(F,G)

迁移转变的第一阶段 （ 1）第一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欧洲或日本以及当代许多不发达国家。 （ 2）这一阶段属于最本地化的地域流动性，跨越明显的物质和社会间隔的迁移比较罕见。 迁移转变的第二阶段

（ 1）第二阶段开始于英国，之后逐步扩展到欧洲西北部地区。 （ 2）迁移特点 a. 农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迁移。 b. 迁移倾向开始于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区域，随后向外扩散到落后、较难进入的地区（移民热）。 c. 迁移的增长和生育模式的变化形成了对应关系。 迁移转变的第三阶段 （ 1）递进式前进 or 人口复发？ （ 2）国内迁移水平的任何停滞都被更大的循环流动所抵消。 （ 3）农村人口继续涌入城市，但绝对数量增长与相对速度呈现下降趋势。 （ 4）城市网络中复杂的迁移和循环流动兴起。 迁移转变的第四阶段 （ 1）逃离农村速度减缓。 （ 2）循环流动量前所未有。 （ 3）全球游客数量大幅增

转变到哪里

（ 1）死亡率处于极低水平。 （ 2）人口迁移临界点的出现，是否说明人口迁移达到饱和？ （ 3）迁移转变是否意味着整个居住世界最终将成为单一的阶段区域？ （ 4）迁移转变的不可逆特征。 （ 5）特定地区开始转变的确切日期意义深远。

Mincer, Jacob. 1978.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749-773.

理论背景

（1）家庭净收益的提出 a. 家庭净收益=总收入-总成本 b. 相比于个人，家庭迁移倾向会较低，主要是因为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家庭从迁移中获取的净收益不如个人。 c. 随着孩子的出生，家庭规模扩大，家庭运营成本上升，他们从迁移行为中获取的净收益会更少。 （2）家庭迁移：同一目的地 a. 当夫妻双方在迁移行为下的净收入异号时，“捆绑”行为就会发生 b. 男女收入的相关性ρ ；女性与男性收益之比为 K c. 当 K 值确定时，男女收入相关性越低，捆绑迁移效应越强。 d. 家庭中男女收入相关性越强，家庭迁移决策会与他们在迁移中获得的个人利益高度相关。 e. 在家庭迁移行为中，丈夫更容易在市场中生存，而妻子则会落入相对较低的地位。 （3）家庭迁移：不同目的地 a. 家庭利益最大化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b. 捆绑行为在双方利益同号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T 值的计算 c. T 表示家庭迁移行为带来的负效应（对个人收益） （4）迁移与家庭稳定性 a. M 为婚姻净收益， M=结婚时利益-单身时利益 b. 当 M<T 时，婚姻关系会有破裂的风险，或者说是 M1+M2+（ G1+G2） max<G1max+G2max c. 婚姻打破了私人平衡，引发配偶不同的迁移动机，从而有可能打破家庭稳定。 d. 相比于单身者，离婚者的流动性更强。

实证分析与发现

（ 1）迁移概率的影响因素 a. 生命历程特定阶段事件：求学、婚姻、职业 b. 婚姻与家庭的阻碍作用，但对于 25 岁以下的年轻夫妇却出现了例外（刚从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刚结婚家庭尚未安定）。 c. 妻子的就业状态与迁移距离：妻子未就业有利于推动家庭迁移；迁移距离对家庭迁移有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对妻子工作的家庭而言更强。 d. 家庭中妻子的收入与受教育水平，以及学龄儿童数量会导致婚姻状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迁移行为选择。 （ 2）迁移对家庭的反作用 a. 迁移会影响部分员工发起辞职现象。 b. “捆绑”迁移通常会增加丈夫的就业率和工资率，但却会降低妻子就业率和工资率，使得她们在迁入地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 c. “捆绑”迁移停留限制了求职的范围和晋升机会，增加了工作不匹配的可能性。 d. 影响家庭与婚姻关系的稳定性。

结论

（ 1）家庭联结往往会阻止迁移，增加丈夫的就业和收入，减少妻子的就业和收入。 （ 2）妻子的工作加强了家庭联结的作用，既阻止了迁移，又助长了婚姻的不稳定性。 （ 3）日益增长的婚姻不稳定性会促使迁移行为发生，提高了妇女劳动参与率。

Massey, Douglas S. 1999. “Why Does Immigration Occur?” Pp.34-52 in Charles Hirschman, Philip Kasinitz, and Josh DeWind (eds.)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世界人口迁移史—“四阶段”

（ 1） 商贸时期（ mercantile period） ： 1500—1800 年，伴随着殖民主义与商品贸易的发展，农民、手工业者、种植园主等从欧洲流向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 （ 2） 工业时期（ industrial period） ：开始于 19 世纪到 1920s，伴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新大陆的发现，人口主要从欧洲(德国、意大利、挪威等)向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迁移，其中美国吸纳了 60%的移民。该移民潮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急刹车”。 （ 3） 限制移民时期（ Period of limited migration） ： 1920s-1960s，移民主要迁入国(美国)出台极为严格的移民法，加之“大萧条”，移民锐减。二战中大量国际移民是难民和无家可归者。 （ 4）后工业时期（ postindustrial migration） ： 1960s 至今，移民日益普遍，成为全球现象。

迁移理论综述

（ 1）新古典经济学（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人口迁移是劳动力从人均收入低区域迁往人均收入较高区域。 b.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决策的最小单位，个人通过衡量迁移收益成本决定是否迁移。其中，迁移成本包括交通费用、寻找工作机会期间的生活成本、学习新语言和文化的成本、适应新劳动力市场的成本以及“背井离乡”的精神成本。 （ 2）新经济学理论（ 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a. 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很大关系，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作出的，迁移可归结为一种经济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家庭决策。 b. 家庭可以通过成员收入来源多样化控制风险。尽管个人可以通过季节性迁移控制风险，但在迁移成本较大的国际迁移中并不现实，而家庭单元可以使其成员前往不同劳动力市场使其风险最小化。 c. 迁移并不仅提高自身收入，而在“相对剥夺感”的驱动下，其周围亲属也更容易发生迁移。 （ 3）新古典经济理论 VS 新经济学理论 （ 4）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 a. 劳动力市场有部门与等级差异，一级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规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二级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且无升迁机会，多为低技能工种。 b. 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的分界线主要在于劳动报酬，强调工作特征（需求方和制度因素）而不是工人特征（供给方和劳动者个人因素）。因而在二级市场，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无助于提高劳动报酬，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市场流动。 c. 该理论认为国际迁移归因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导致的长久劳动力需求，一级市场被本地居民所占据，而从其他地区迁入的移民多在二级市场谋生，填补本地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 （5）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 a. 劳动分工将世界分为中心地区、半边陲地区和边陲地区三个地带，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断把外围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使之边缘化；中心与边缘的不等价交换保证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和资本的积累。 b.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迁移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劳动力地理分布和国家政治体系地位的产物。 中心地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扩张，寻求原材料、劳动力、消费者市场等，将经济不发达地区纳入全球贸易体系。

先进技术引入到不发达地区，极大解放生产力，出现剩余劳动力。 在其扩张中发展交通和通信技术，降低迁移成本，促进国际迁移。 核心国为维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派遣武装到世界各地，士兵与本地人通婚等联系的建立促进 了迁移的发生。 经济全球化促进文化传播。

（6）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 a.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以大家熟悉的、公认的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 社会资本的一大特点是可转换为其他形式资本。当大量迁移者在迁入国定居时，形成移民网络，促进迁移规模进一步扩大。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信息通过社会关系网传播，移民成本和风险降低，预期净收入增加，从 而不断推动移民潮。 b. 一旦迁移行为开始，迁移也会被中介机构所推动，这些机构可能提供一系列服务并从中获利。 人道主义保护组织也会开始为移民提供服务，以帮助其获得合法权利。 （7）累积效应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 该理论认为每一次迁移都可能带来更多的迁移，移民网络、收入分配、土地分配、农业组织、文化、人力资本分配、职业的社会意义、生产结构的改变带来的连锁效应。移民行为具有其自身内在的延续性。

理论评述

（1）迁移始发站的自然产物，薪酬地区差异是国际迁移的重要原因，但却不是唯一的，收益最大化、社会安全网的缺少、农业经济的脆弱性、商业银行系统发展不充分、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国家移民政策与军事行动、移民网络扩张等均产生一定影响。 （ 2）一个完整的理论应当包括迁出国的推理、迁入国的拉力、个人动机的考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

Portes A.1997.“Immigration theory for a new century: Some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 799-825.

核心内容

本文探讨了当代移民理论中的四个缺陷，并回顾了这一领域中一些最有前途的研究进展。作为一个数据驱动的领域或研究，移民不必为了高度抽象的理论而与宏大的概括作斗争。相反，要对特定移民群体进行实地研究，或对官方移民政策进行分析。 **第一个缺陷是理论并没有得到额外的发展。**误以为证据的积累会导致理论的创新。事实上，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只是在已有的知识框架内，产生关于社会现实的某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信息，而不做任何重大的改变。想法，尤其是那些涉及范围更广的想法，少之又少，当然也不会从大量数据中涌现出来。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信息的存在确实导致了概念上的创新。当积累的证据中出现需要新的解释的谜题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矛盾可能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确实是一种理论上的礼物。 第二个缺陷是理论并不一定符合人们的感知。 移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据驱动的。但它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即倾向于通过将理论命题与个体的自我报告进行比较来检验它们。所有名副其实的理论都需要简化和抽象。因此，参与特定过程的参与者可能不知道更广泛的问题，或者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第三个缺陷是划分的类型不是理论。 例如，难民和政治避难者之间的区别，并没有说明每一流动的因果起源或其常见的适应模式。所有术语反映的主要是官僚主义处理的结果。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并不能成为理论陈述，因为它们只是断言差异，而没有指明它们的起源或预测它们的存在。 第四个缺陷是关于移民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论。 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作者认为需要从宏微观两方面来看待迁移。

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详细的论述了他认为当前迁移理论所存在的四大问题，随后提出了一个移民研究的主题案例，并分别回顾了跨国社区、新一代移民、家庭和性别、州与州的系统组合以及国际比较五个方向的研究进展。

研究方法

本文的方法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文献分析法、演绎和归纳的方法等。

基本内容

迁移理论的四个缺陷： ⚫ 理论并没有累计增长 第一个误解是实证的积累带来理论创新，实际上并不是，量化资料或者质性资料可能永无休止的增加但是并没有任何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来源于在未知中建立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 ⚫ 理论并不一定和人们认知相符 ⚫ 分类不是理论 一个完善的理论要包括四个要素：界定和描述、定义特点或者过程、解释因素、逻辑链条。 ⚫ 没有包罗万象的迁移理论 迁移研究的一个抽样 ⚫ 全球社区 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地球村”的形成。移民带来的全球社区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人们受制于所在环境并开始学习新技术，促进了迁移的发生。 ⚫ 新生代迁移者 第一，迁移的长期影响更取决于一代迁移者的后代而不是他们自己；第二，目前的新生代迁移者不同于早期迁移二代，因为移民的增多极大的改变了环境；歧视和劳动力市场的改变给新生代迁移者带来障碍；这些障碍可能不被父辈理解。 ⚫ 家庭和性别 性别是社会结构的主要维度，通过关注性别可以洞察许多社会现象。另外，家庭中的男性、女性和孩子是不同的，甚至为不同目标而产生分歧，但是过度关注差异让我们忽视其他。首先，家庭始终是社会基本单位，过度关注个人动机会使我们忽视家庭是如何运行的；其次，人们的认知和实际行动可能是不相符的。 ⚫ 国家和国家系统 在大规模移民潮下，迁入国是否不能或者不愿意组织？为什么控制移民的法规政策或者行政措施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路径依赖”和“累积效应”似乎能解释这一问题。 ⚫ 国与国之间的比较 缺乏理论，目前似乎是不同国家数据的集合和一系列并没有超级特定国家的概念。跨国比较是友益的，检查理论是否普适；产生相互效应；创造更广范围的概念。

结论

文中观点并不是详尽的或者有代表性的，仅为个人观点，但仍值得讨论。

Bernard A , Bell M , Charles-Edwards E . Life‐Course Transitions and the Age Profile of Internal Migration[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 2014, 40(2):213–239.

我们提出了一个框架，通过直接影响移民年龄的近似决定因素，将背景因素与移民的年龄结构联系起来：生命历程过渡的普遍性、时间和分布。我们关注的是集中在年轻成人年龄并标志着迈向成年的四个关键过渡--离开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组建工会和生育，并试图将这些过渡与移民年龄分布中常见的20岁左右的高峰联系起来。所提出的框架使我们能够确定移民年龄结构的跨国差异的决定因素，并量化它们在全球27个国家样本中的相对重要性。 我们通过相关分析表明，移民的年龄分布大致反映了关键的生命历程过渡的年龄结构，特别是在妇女中。在中国和尼泊尔这样的国家，生命历程的转变发生在年轻的时候，移民往往发生在生命的早期；相反，在欧洲和北美这样的国家，生命历程的转变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时候，移民发生在生命的后期。妇女的生活结构比较僵化（Rossi 1985），这可能解释了生命历程过渡的时间和移民年龄之间的关系比在男性中发现的更密切。分析还显示，短暂的过渡，如中国和尼泊尔，更可能与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年龄范围内的迁移有关，而长期的过渡，如塞内加尔和加纳，则与分散的迁移年龄分布有关，特别是在结合和家庭形成方面。 我们的分析显示，在三分之二以上的样本国家中，移民年龄分布与生命历程的年龄结构密切相关。这些结果支持了我们将近似决定因素与移民年龄分布联系起来的框架，并表明可以用生命历程指标来预测国家移民年龄分布。更加关注移民和伴随着向成年过渡的生命历程事件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识别特定生命历程过渡与移民之间的差异。事件史分析可以通过将一个生命领域的事件与同一个人的其他领域的变化定量地联系起来，进行这样的努力。历史分析的应用 历史分析在跨国研究中的应用（Mulder, Clark, and Wagner 2002）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确定驱动年轻成人移民的生命历程过渡的组合如何因国家而异，进而形成移民年龄特征的跨国变化。 我们在这里重点关注15-35岁，因为青壮年是区分各国移民年龄分布的主要因素，但我们的方法可以扩展到生命历程的其他阶段，特别是退休前后的跨国移民变化。晚年移民高峰的年龄和强度可能反映了从劳动力市场向退休过渡的年龄结构，而这又受到国家因素的影响，如养老金制度和经济机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是由生命历程的过渡引发的。在那些过渡期似乎与移民关系不太密切的国家，经济发展、社会不平等、性别平等程度、文化规范和价值体系等背景因素可能形成生命历程的结构，并影响其与移民的互动。时期效应也可能扰乱移民规范，但现有的证据表明，移民年龄分布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或者经历了移民高峰的逐渐老化（Brown等人，2006；Ishikawa，2001；Raymer，Bonaguidi，和Valentini，2006）。评估个别国家内移民年龄结构的长期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与移民高峰的改变有关？ 评估个别国家内移民年龄结构的长期变化与生命过程的改变有关的程度--例如，教育逐渐延伸到老年，以及推迟结婚和组建家庭--也将有助于确定生命过程的过渡在塑造移民方面的重要性。这里收集的证据强调了移民年龄分布的广泛差异，但随着各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向成人角色过渡的延迟，移民年龄分布是否会趋同，或者文化和社会经济差异是否会保持移民年龄分布的跨国差异，仍有待确定。

Smits J, Mulder C H, Hooimeijer P. 2003. “Changing Gender Roles, Shifting Power Balance and Long-distance Migration of Couples”. Urban Studies, 40:603-613.

从人力资本的性别差异、婚姻权力和性别角色的角度分析了荷兰夫妇的移民倾向。 在1977年，性别角色相当传统，已婚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很低，而在1996年，双职工夫妇的数量要高得多，荷兰已经成为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社会。从人力资本理论、权力平衡理论和性别角色理论中，得出了三个备选假设：加法假说（指出伴侣的劳动力市场资源的影响是累积性的）；权力平衡假说（指出资源的差异才是重要的，无论它们属于男性还是女性）；以及男性主导假说（指出男性的资源比女性的资源更重要）

对于1977年，结果大多符合男性主导的假说。当时男性伴侣的人力资本因素比 当时男性伴侣的人力资本因素比女性伴侣的人力资本因素更重要。女性伴侣的人力资本因素更重要。 女性的就业状况只有在移民需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因为男性有工作，所以女性的就业状况才起作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就业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就业才会降低夫妇的移民倾向。1977年的年龄差异的影响也符合男性主导的假说：男性比女性大的年数越多，移民的概率就越高。这些发现表明，比丈夫年长的已婚妇女利用她们的权力来阻止移民，而不是利用权力为自己的事业移民。 到1996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教育、职业声望和就业状况，男性的影响并不比女性强。然而，最显著的区别是，只有女性就业的夫妇并不比只有男性就业的夫妇更频繁地移民。1996年的结果似乎与权力平衡假说的预测基本一致，即挣钱能力的不平衡将有助于夫妇的移民倾向，无论哪一方拥有较高的能力。 年龄差异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对称，这一发现也支持了这一假说。换句话说，任何年龄差异--无论哪一个伴侣更年长--都比赋予其中一个伴侣的年龄优势更具预测力。然而，就年龄差异的影响而言，1977年发现的男性伴侣的优势还没有完全消失。不对称的年龄差异变量（男性的年龄减去女性的年龄）在1996年也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在一个单独的分析中）。这个有点矛盾的结果表明，当男性年龄较大时，年龄差异对移民的积极影响比女性年龄较大时要强。 分析表明，在这两个时期，减少伴侣的通勤距离是在荷兰长距离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伴侣之一在居住地以外的地方工作时，夫妇的移民倾向就会大大增加。如果男性有很长的通勤距离，这种影响最强，但如果女性有很长的工作旅程，这种影响也相当大。

Liang, Zai, Miao David Chunyu, Guotu Zhuang, and Wenzhen Ye. 2008.“Cumulative Causation, Market Transition, and Emigration from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核心内容

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了从中国福建省到美国的国际移民的调查结果。作者利用墨西哥移民项目开发的民族调查方法，在中国的移民输出国社区和纽约市的目的地社区进行了调查。 最终调查结果发现：在中国和在墨西哥一样，移民网络的存在增加了社区其他人的移民倾向。与墨西哥的情况相反，在中国移民中，只有在前一次移民的债务还清后，先前移民的家庭成员才会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移民倾向。根据市场转型理论，作者还发现政治权力影响着福建沿海地区的移民经历。

研究思路

1.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的迁移网络和迁移的累积原因，其中迁移网络的存在增加了其他人的移民倾向；

2.随后讨论了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与中国的移民；并详细的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福建移民的案例； 3.在数据和方法中，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得出结论：一旦一个移民还清了债务，他或她将有能力把另一个家庭成员带入移民过程；社区/村庄移民流行率对移民有非常强的积极影响，是预测迁移概率最重要的变量； 4.最后作者加入了中美两国政府政策对福建沿海地区移民的影响。

研究方法

本文的方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民族调查共设计了三份问卷：一份在中国使用的家庭问卷，一份在美国使用的家庭问卷以及一份针对中国移民社区的社区（村庄）问卷。在对数据进行处理和描述性统计之后，建立了两个模型，分别是只有个体水平和选定的家庭特征的模型 A，另一个是增加了移民流行率的模型 B，来分析变量的显著性。

基本内容

该文分享了从中国福建省到美国的国际移民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利用墨西哥移民项目的民族调查法，在移民输出地和输入地进行调查。假说由国际文献和市场转型理论推演来来，在中国和在墨西哥一样，移民网络的存在增加了社区其他人的移民倾向。与墨西哥的情况相反，在中国移民中，只有在前一次移民的债务还清后，先前移民的家庭成员才会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移民倾向。根据市场转型理论，作者还发现政治权力影响着福建沿海地区的移民决策。 假设 1：有家人在国外的人比没有家人在国外的人更有可能移民 假设 2：来自高迁移率社区的个人比来自相对较少迁移的社区的个人更有可能迁移 数据和方法：借鉴 MMP and the Latin American Migration Project (LAMP)民族调查法，参与设计了三份用于民族调查的问卷:一份在中国使用的家庭问卷，一份在美国使用的家庭问卷，以及一份针对中国移民社区的社区(村庄)问卷。家庭一级的调查问卷包含家庭每个成员(包括在国外的成员)的社会人口特征的基本信息，以及所有家庭成员的国内和国际移民历史的基本信息和宗教信息。对于户主和配偶，我们收集了婚姻史、生育史、就业史和消费模式。在家庭层面，我们有关于累积和当前汇款、企业组建、土地所有权和其他财产所有权以及住房条件和所有权状况的信息。对 MMP 问卷进行修改，如纳入了关于干部地位(曾经是干部和获得该职位的年份)的问卷项目。

结论

1.迁移动机 有一个家庭成员曾经移民对个人的移民倾向有负面影响，这一发现与大多数关于墨西哥国际移民的研究相矛盾。不断上涨的走私费用使得一个家庭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不止一个人送到国外，一旦一个移民还清了债务，他或她将有能力把另一个家庭成员带入移民过程。 社区/村庄移民发生率促进迁移的发生。来自同一村庄的早期移民与这些社区中的潜在移民之间的移民网络联系提供了关于潜在移民目的地和支持在目的地定居的重要信息渠道，来自同一个村庄(桐乡或老乡)的早期移民经常借钱给新来的个人。 干部比非干部更不容易移民，来自干部家庭的个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迁移。因为村干部通常是第一个知道出国机会的人，他们可能会先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的家庭成员。 2.迁移成本 来自村干部的家庭的迁移成本要低得多。具体来说，来自有干部家庭的移民支付了通常由来自没有干部家庭的移民支付的移民费用的大约 73%。 家庭中第一个移民离开的时间越长，移民旅行的费用就越低。表明如果一个家庭有一名移民，移民中介(走私者)可能会愿意给一些折扣。

讨论

未来方向：中国和墨西哥的无证移民如何利用移民网络在目的地社区就业和创业；在美国的福建人与在欧洲国家如意大利和英国的福建人相比有什么异同？

Logan, John R., Richard D. Alba, and Wenquan Zhang. 2002. “Immigrant Enclaves and Ethnic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 299-322.

Crowder, South Kyle D. "Escaping Distressed Neighborhoods: 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Metropolitan Influ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4(1997):1040-1084.

核心内容

本文将收入动态面板研究的纵向数据与受访者的人口普查区信息联系起来，来检验贫困和非贫困社区之间的年度居住流动性的模式。教育和婚姻增加了离开贫困地区的可能性，而年龄、房屋所有权和接受公共援助减少了这种可能性。黑人比白人更不可能逃离贫困地区，甚至在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控制后，也更有可能进入贫困地区。种族和贫困状况造成的居住隔离，还有在大都市新住房的供应也影响着人们在贫困和非贫困社区之间迁移的可能性。

研究思路

文中假设来自关于居民流动的三大理论观点，其一强调了人力资本和生命历程的决定因素，其二凸显了少数民族流动所面临的障碍，其三强调了为困难社区的居民提供的当地城区的住房供应。 对于文章模型分析部分的思路做简单的总结如下： 首先，作者研究在贫困社区和非贫困社区之间流动的概率的种族差异； 其次，作者研究了其他解释变量对贫困社区居民流动性的影响，特别关注那些可能解释这些种族差异的变量； 第三，进行了平行分析，预测从非贫困地区到贫困地区的流动性； 最后，检验了解释变量对贫困社区和非贫困社区之间的居民流动性的影响是否对黑人和白人有同样的作用，所有的分析都使用未加权的数据。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方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建立二元和多元回归方程。所选取的调查数据是收入动态小组研究（PSID），这是一项全国性的、有代表性的、对美国非机构化居民及其家庭的纵向调查。解释变量包括人口、社会经济和个体受访者及其家庭的生命周期特征，还有出生地和大都市地区的特征。对于贫困地区，因变量包括三种可能的结果:在连续访谈之间留在贫困地区，转移到另一个贫困地区，以及转移到非贫困地区的人。 （四）基本内容 摘要：利用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 追踪调查数据探究贫困社会与非贫困社区之间的流动模式，教育和婚姻增加了离开贫困地区的可能性，而年龄、房屋所有权和接受公共援助减少了这种可能性。黑人比白人更不可能逃离贫困地区，甚至在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控制后，也更有可能进入贫困地区。种族和贫困状况造成的居住隔离，以及大都市新住房的供应，也影响着人们在贫困和非贫困社区之间迁移的可能性。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确定个人和家庭以及社区和大都市地区阻碍或促进了贫困和非贫困社区之间的居民流动的特征。在 1979 年至 1985 年的收入动态小组研究(PSID)中，我们在对受访者的每一次年度访谈中附上关于人口普查范围和居住地的信息，以追踪最初居住在贫困和非贫困地区的人的流动经历。采用二元和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以解决贫困和非贫困社区之间的住宅流动性的四大问题。首先，个人和他们的社区的哪些社会特征使一些人能够逃离贫穷的社区，去更好的地方？第二，这些相同的特征如何影响从非贫困地区进入贫困地区的可能？第三，贫困和非贫困社区之间的种族流动性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人口属性和地区特征的差异？第四，考虑到非裔美国人居住流动性的障碍，影响穷人和非穷人社区之间流动性的因素对黑人和白人的影响是否不同？

理论框架

芝加哥学派（空间同化理论）

城市是巨大的分类机器，将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生命周期阶段相似的人引到相对同源(或“自然” )的区域。随着人们将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邻近地区的社会经济地位“匹配”，尽可能利用其人力资本和其他天赋在最理想的邻近地区购买住宅，出现了按社会阶层区分住宅的模式。从不太理想的社区到更理想的社区的居住流动性被认为是社会和职业流动性的自然结果。本文主要关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居住流动模式(不考虑民族血统)，我们将这一观点称为人力资本/生命周期流动模型，该模型特征：生命周期特征：年龄与居住流动性成反比；已婚的人比从未结过婚的人更不经常搬家；孩子会阻碍居民的流动性，家庭中有孩子会增加从贫困地区向非贫困地区迁移的可能性，并减少向相反方向迁移的可能性；住房单元的所有权和居住面积也影响了搬家的可能性；群体在居住模式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群体之间的组成差异； 族群分层理论

黑人居民面临的居住流动性障碍，特别是住房歧视。种族分割的住房市场，阻碍了非裔美国人的流动愿望，特别是那些希望搬到种族融合和/或中产阶级社区的人。白人对黑人居民的刻板印象也可能阻碍黑人的居住流动性。族群分层模型并不否认人力资本和生命周期因素是住宅流动性的重要诱因，而是强调这些机制对某些种族群体(特别是黑人)运作的结构性制约。

数据和方法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 追踪调查数据（1979-1985 年间的住宅迁移） 变量：包括人口统计（性别、种族）、社会经济（收入、完成学业的年份、是否就业、是否接受公共援助）和个体受访者及其家庭的生命周期特征（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户主是否为房主、住所每个房间的人数），以及出生地和大都市地区的特征（贫困本地居民百分比、贫困本地黑人百分比）。 分析策略：以“个人年”为单位构建数据，每个观察都与年度访谈的间隔时间相关。

结果

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迁移到另一个贫困地区，而不是留在(贫困的)原籍地区； 年龄和房屋所有权降低了从贫困地区到非贫困地区的迁移率，因为它们降低了整体迁移可能。与预期相反，移动房屋所有者和有孩子的家庭并不比租房者和没有孩子的家庭更有可能选择一个非贫困的社区。 尽管在多元双元逻辑回归中，家庭拥挤与从贫困地区向非贫困地区迁移的风险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拥挤显著增加了向另一个贫困地区迁移的风险(相对于不迁移而言)，并且在迁移的条件下，显著降低了向非贫困地区迁移的比率。 相对于隔离程度较低的受访者而言，以贫困状态导致的高度居住隔离为特征的大都市地区的受访者更有可能迁移到非贫困地区，而不是留在原籍地区。 在流动人口中，贫困导致的居住隔离显著降低了向非贫困地区流动的可能性失业并不影响迁移到另一个非贫困地区的可能性，但却显著增加了迁移到贫困地区的风险。

讨论和结论

教育、年龄、房屋所有权、婚姻和接受公共援助都影响着离开贫困社区去更好环境的可能性，婚姻破裂和失业大大增加了从非贫困地区搬到贫困地区的风险；流动性方面的种族差异非常明显，黑人比白人更不可能离开贫困地区，而且更有可能进入贫困地区。搬进搬出贫困社区的可能性取决于非贫困地区的住房供应。 城市政策问题：如何最好地促进低收入和下层阶级社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居住空间；增加低收入社区居民在社区成果中的份额来增强他们的能力；进一步努力将住宅流动性的微观研究与大都市地区空间限制的住房机会的研究结合起来。

Flippen, Chenoa and Eunbi Kim. 2015. “Immigrant Context and Opportunity: New Destin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among As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60(1):175-198.

核心内容

本文旨在探讨亚洲人的定居模式与社会经济成就（收入、职业地位、住房所有权）之间的关系。 根据 2009 年至 2011 年美国社区调查的个人和城市层面的信息结果表明，亚洲人在新目的地面临着收入和住房所有权之间的重要权衡，不同背景下的差异主要归因于大城市的劳动力和住房市场条件，而不是种族背景本身。然而，亚洲人在原籍和性别方面的结果上有很大差异，通过与白人的比较表明，在新的定居地区和更成熟的亚洲定居地区，不平等是不同的。

研究思路

对文章的模型分析部分的思路做简单的总结如下： 首先对新的和传统的目的地进行定义； 其次，研究一旦个人和家庭特征得到控制，居住在一个新的定居区是否能预测亚洲移民的收入、 职业地位和住房拥有率； 第三，研究移民背景是否继续对亚洲人的地位获得产生独特的影响； 第四，将亚洲人获得身份的结果与白人进行比较； 最后，在所有这些分析中，探讨了性别和国籍的差异，比较了相对优势和弱势群体。

研究方法

本文的方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采用 2009~2011 年的美国社区调查数据，采用的方法是OLS 回归、 logistic 回归等模型，其中因变量为收入、职业地位和住房所有权；主要自变量是亚洲人定居区域类型；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层面：年龄、教育程度、移民身份、婚姻子女状况、亚洲人口组别等；城市层面：城市人口规模、职业构成、城市人口中少数族裔（非拉美裔白人）的比例等；住房层面：大都市住房拥有率、房价中位数、新的房屋份额等。根据作者所要研究的具体内容，在模型中调整这些变量。

基本内容

摘要：利用 2009-2011 美国社区调查数据，本文探究了居住地模式和亚洲移民的社会经济成就（收入、职业地位和房屋所有权） 的关系。结果显示：不同背景下的差异主要归因于大城市的劳动力和住房市场状况，而不是种族背景本身。亚洲移民内部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白人对比显示，新居住地呈现不同的不平等特征。 以往研究集中于西班牙裔，但亚洲移民研究较少。 但亚洲移民口众多且不断增长。根据 2010 年美国人口普查， 5.6%的美国人口是亚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外出生的，最近才来到美国。第二，亚洲移民口在历史上比西班牙人更为集中，他们的地理分布更为显著；第三，亚洲移民在本地人和移民中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

理论背景

经典同化理论：将移民群体的结果描述为群体自身固有特征的聚集。然而，移民人口的起源和结果的差异越来越大，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经典同化理论的局限性之一是假定移民处于不利地位。 分割同化理论：强调环境、就业和选择机制的变化影响他们在分层系统中的位置。 新目的地和环境 虽然传统的地区仍然是新移民的主要接收地，但现在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移民居住在传统的定居区之外。相对于传统地区，新目的地的平均经济和住房结构差异很大。 亚洲移民移民史 亚洲移民到美国至少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当时中国劳工被淘金热吸引到西海岸。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移民是西方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1965 年的哈特·塞勒移民法案标志着亚洲移民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该法案取消了国籍配额和对亚洲移民入境的明确禁令，亚洲移民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和晚期增长了 600%。总体而言，亚洲的地理集中度仍然很高；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住在三个大都会区(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

研究意义

与西班牙裔相比，亚洲移民更倾向于离开高工资、高职业地位、高生活成本的大都市地区，而定居在更便宜但工资更低的地区。 关于移民融合的大部分工作是基于对移民劣势的假设，然而亚洲移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 本文细化定义，探索传统目的地和探索目的地之间的差异；一旦个人和家庭特征得到控制，在新的定居区居住是否能预测亚洲移民的收入、职业地位和住房所有权；移民背景是否继续对亚洲移民地位的获得产生独特的影响；亚洲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白人进行比较，并评估在新目的地和传统目的地居住是否有利于亚洲人缩小与白人的社会经济差距。最后，在所有这些分析中，探讨了性别和民族的差异，比较了相对有利和不利的群体。

数据和方法

2009-2011 美国社区调查数据 模型设定： 核心变量（收入、职业地位和自有住房率），收入被定义为调查前一年记录的个人年收入总额；职业地位用邓肯社会经济指数来衡量的，该指数根据教育程度和收入给职业打分，分数从 0 到 100 不等，分数越高，声望越高。最后，房屋所有权是一个家庭水平的虚拟变量，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他们的住所，它等于 1，否则等于 0。 移民目的地划分：传统亚洲移民定居区（1990 年亚洲人超过 50000 人，或 1990 年亚洲人在 10000至 50000 人之间，并超过亚洲人百分比全国平均水平(2.8%)至少 1.5 倍的大都市）、新的亚洲移民目的地（在 1990 年到 2000 年间亚洲人口增长率超过 200%的非传统地区，其中亚洲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 2000 年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至少一半）和其他地区控制变量：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和移民特征，受教育程度：高中毕业或更低(参考)、一些大学、大学毕业和更高学位；移民身份（本地出生的(参考)、 1980 年以前到达的移民， 1981 年到 2000 年之间到达的移民，以及 2001 年或更晚到达的移民）；受访者是否在前一年内搬迁；房屋所有权模型还包括户主是否是男性和是否有工作的假人，以及家庭总收入(记录)。 将亚洲人口分为两组:亚洲人 A 包括被认为相对有利的群体，即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和菲律宾人，而亚洲人 B 包括较不利的群体，如韩国人、越南人，柬埔寨人和其他亚洲人。

结果

背景和亚洲移民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劳动力和定居地之间以及性别和民族血统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弱势的亚裔群体(即韩国人、越南人和其他亚洲人)，结果显示了劳动力和住房市场结果之间的重要权衡。工资和职业地位都比传统的门槛低，人力资本和人口特征除外。对于亚洲 A 群体来说，在传统定居地之外居住会带来更高的工资和职业地位，尤其是在男性中。然而，在新的定居地和其他目的地的平均房屋拥有率低于传统定居地。尽管在传统定居地之外，亚洲移民和白人之间的职业地位差距更大，但收入和住房所有权的差距在不同背景下并不存在差异。亚洲女性在新的或其他目的地的居住并没有像男性那样得到同样的提升，在教育、婚姻和生育的不平等回报下，亚洲女性的国内移民回报可能低于男性。

杨菊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2):61-79.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动态过程和多元要素形塑的结果。 使用了2013年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融合数据，从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 四个维度 的融入水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 揭示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差异性、分层性、社区依赖性和互动性等特点 。  

Lu Yao, Wang Feng. From general discrimination to segmented inequality: 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3, 42(6):1443-1456.

核心内容

在过去的 30 年，中国的国内流动人口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理解正在形成的不平等。本文的研究使用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10 年的数据，评估了经久不衰的国家机构与市场力量扩散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外来人口和本地城市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尽管中国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工资都大幅上涨，但在研究的 10 年期间，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城市居民的特权减少，进而加剧了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在私营部门的冲突。这些转变非但没有大幅减少不平等，反而导致了一种不断演变的不平等形式，从最初普遍存在的对外来人口的全面歧视，演变为一种新的、更加微妙的不平等形式，其特征是经济部门内部对外来人口的严重分割歧视，不平等程度因部门而异。文章讨论了这种不断变化的不平等如何反映出国家和市场机构在不平等的产生和维持中的互补而非竞争角色。

研究思路

对文章的分析部分的思路做简单的总结如下： 首先在导论部分介绍了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移民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变化的故事，而且从根本上也是一个大规模维持不平等的过程； 其次，在背景部分提到了国家、市场和不平等以及中国的移民与不平等这两部分内容。其中在探讨中国移民与不平等的部分中，作者着重分析了双重公民身份与变化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国家、市场与外来人口以及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不平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三个问题。 接下是方法与结果的展示。方法采用的是针对农民工和城市人民的月收入和时薪的回归分析。结果主要展示了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概况的变化；从一般（部门间）到细分（部门内）的不平等；细分和细分的不均匀性以及农民人力资本的大量开发。 最后一部分是讨论和结论，通过比较在过去几十年中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和当地城市居民的经历，结果反映出持久的国家机构和深化市场机制在维持和重建不平等方面的作用。

研究方法

本文的方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采用 1995 和 2005 年两次上海居民的调查数据，区分了城市居民（上海本地户口）和农村户口（非上海本地户口），选择的方法是线性回归、 logistic 回归。 模型以每月收入和每小时工资作为因变量，控制人口，社会经济和职业地位。回归系数可以理解为收入变化的百分比与协变量的单位变化。 所有的分析都使用了来自全国人口调查的信息加权，以代表 1995年和 2005 年上海本地和外来人口。 首先作者根据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进行调整，然后加入职业地位。如果在相同的职业类别中，同样具有生产力的个人仅仅因为他们的户口而获得不同的报酬，就推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农民工的歧视。 此外，为了评估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差异，对不同部门的受访者进行了单独的分析。

基本内容

本研究评估了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形成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尽管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的工资都大幅上涨，但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城市居民特权减少，加剧了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在私营部门的冲突。这些转变不仅没有减少不平等，反而导致了另一种不平等形式，最初普遍存在的对外来人口的全面歧视，演变为一种新的、更加微妙的不平等形式，其特征是经济部门内部对外来人口的严重分割歧视，不平等程度因部门而异，进一步探讨了不平等的变化如何反应政府和市场的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1.引言 本文试图回答在最近的市场改革阶段，这些变化是如何塑造外来人口和本地城市工人之间的不平等模式的？首先说明政府和市场在外来人口和劳动力市场过程中的不同角色。然后，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利益和目标如何变得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及政府和市场的这种结合如何影响本地外来人口的不平等。利用在中国最大的大都市上海深化市场改革过程中的两个时间点(1995 年和 2005年)收集的数据，对不平等的模式进行了长期比较分析。我们的结果表明，政府和市场力量相互作用，导致不平等形式的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城市居民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优势。 2.背景 不平等的存在不仅是因为个体特征，还因为制度将群体分为不同的类别。政府和市场是造成和塑造不平等的两个最重要的制度力量。中国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差别公民制度下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的存在。以往的研究表明，中国外来人口的起源既有市场导向的，也有政府导向的。 3.方法 数据：上海 10 年追踪调查数据（1995 年和 2005 年） 类别：当地居民（本地户籍）、外来人口(非本地户籍，不包括旅行、短期工作任务、医院探视、家庭探视和教育相关停留)在上海停留一个月以上的成年人(16-60 岁)。 变量：人口统计、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劳动力市场过程和结果（月收入、平均月工作时间，计算时薪） 分析方法：线性回归，以对数转换的月收入和小时工资作为因变量，控制人口统计、社会经济和职业状况。 4.结果 外来人口比城市居民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低，他们主要集中在非专业职业、服务和制造业以及非国有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地由老年人、妇女和受教育程度稍高的人组成；个体迁移向家庭迁移转变在收入方面，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都有显著提高，收入差距缩小，但在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大多数农村外来人口仍被排除在城市福利系统之外，并被剥夺了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和福利。 在职业类别上，外来人口能够获得比以前更高的收入和更有声望的职业。个体户已成为外来人口实现高收入和缩小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一种手段。但许多外来人口仍然面临更少的选择，并受困于低工资工作和有限的职业流动性。 外来人口的经济劣势仍然很大，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外来人口和居民之间几乎没有竞争，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非政府部门的结构性工资差异。 外来人口和居民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主要是当地人进入非国有部门的结果，而不是外来人口进入国有部门的结果。非国有部门，外来人口遭遇了更多的不平等。 5.讨论和结论 尽管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城市居民的特权减少，外来人口和城市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但一种新形式的不平等已经出现，它有效地强化了城市居民的长期利益。与最初对外来人口的普遍歧视(即对私营部门经济活动的部门间歧视)不同，外来人口现在受到一种新形式的不平等，其特征是经济部门内部(部门内)的严重分割歧视。不平等的程度在私营部门尤为突出，外来人口和当地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外来人口继续被阻止在政府部门从事经济活动，并在所有经济部门遭受明显的不平等对待。 本研究创新之处： a.探讨了政府和市场在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不平等中的作用； b.证明了制度在外来人口融入中的重要作用。

Qian Y, Qian Z. Assortative Mating by Education and Hukou in Shanghai[J].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7, 49(3).

研究问题

1.个人是否拥有本地户口会影响他们与谁结婚吗? 2.户口间通婚中配偶是否进行了地位交换？

关注上海和 80 后的原因

选择上海是因为（1）外来人口和本地户口居民之间的社会界限可能特别明显，因为上海的本地户口价值和获得本地户口的难度在所有中国城市中是最高的；（2） 上海人口多，流动人口比例高。 选择 80 后移民是因为（1） 他们是中国的“新一代”移民，（2） 处于黄金结婚年龄，（3） 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扩张。

相关理论

地位交换理论：跨种族婚姻中的配偶可以通过更高的经济地位来平衡种族地位的不平等。 二元交换理论：探讨如果夫妻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跨种族婚姻的可能性。 市场交换理论：如果种族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都是优势的来源，那么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白人和黑人都 将越来越有可能与白人结婚，因此，种族间婚姻的可能性随着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增加，但随着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减少。 二元交换和市场交换理论的区别：市场交换适用于所有的跨种族夫妇，这表明种族在婚姻市场中扮演着更为普 遍的角色。而二元交换更侧重于少数具有非对称社会经济地位的跨种族夫妇。 （二）理论应用 文章借鉴地位交换理论，对户口通婚中的二元交换和市场交换进行了实证检验。 市场交换假设，在一个以户口为分层的社会中，缺乏本地户口在婚姻市场中是一种普遍的惩罚，可以用其他社 会经济特征来补偿。预计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移民与本地居民通婚可能性会增加，但本地居民与移民通婚可能性会降低；教育对户口间通婚可能性的影响对男性比对女性更大。 二元交换是指夫妻之间直接交换资源，本研究指的是移民与配偶的上海户口交换其教育地位的过程。二元交换 的关键检验是比较户口间和户口内的夫妻。

研究方法和结果

（一）数据和方法 数据： 2013 年复旦长江三角洲社会转型调查(FYRST)第一期面板数据。 将永久移民及其第一配偶的受访者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样本中大多数外来人口都拥有安徽、江苏、河南等二线省份的户口，可能对他们在上海婚姻市场上造成不利。 方法：对数线性模型。研究上海婚姻市场中受教育程度与当地户口之间是否存在身份交换。对数线性模型可以 检验夫妻受教育程度与户口所在地之间的关系，同时控制这两个特征的边际分布。 （二）结果 描述：外来人口和上海户口居民的户口内结婚率都很高；当户口通婚发生时，上海流动夫妻比流动夫妻更容易 发生性行为；绝大多数（ 82%）丈夫和妻子受教育程度相同；不论性别，上海户口的人比外地户口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 模型 1： 个人倾向于与户口和教育背景相同的人结婚。 模型 2：考察市场交换， 研究结论支持市场交换假说:拥有非上海户口的人被积极地选择与上海户口结婚，而拥 有上海户口的人被消极地选择与上海户口结婚。 模型 3： 估计了移民和上海配偶受教育影响的性别参数，教育对男性的户口内部结婚的可能性的影响大于女性。但是流动丈夫和妻子受教育程度对户口异族婚姻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 上海丈夫和妻子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也没有统计学意义。 模型 4： 与户口内婚姻相比，户口外婚姻中上海配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少，但在与外来人口结婚时，他们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情况也不明显。 部分支持二元交换假说，拥有上海户口的个人在与移民配偶结婚时，避免与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外地配偶结婚。

模型 5：上海丈夫与外地户口妻子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结婚的可能性较小。 与预期相反， 二元交换的性别差异几乎不存在， 没有发现户口所在地和教育程度之间的性别差异。 总之，市场交换适用于上海婚姻市场中所有的户口间夫妻。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外来人口和上海人都更有可 能与拥有上海户口的配偶结婚。教育程度可能对男性打破户口所在地界限、形成户口间婚姻的可能性影响更大。 个人的教育程度可能会以两种相互竞争的方式影响他们户口间通婚的可能性。 一方面，教育可以让个人对群体间的关系持有更自由的态度，另一方面，根据市场交换机制，上海户口的缺失将在上海婚姻市场中受到惩罚。地位交换会扩大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户口之别，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之间。最终，户口继续创造并加剧了不平等，这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在城市中获得成功提供了很小的机会。 （三）局限 2013 年的 80 后已婚者属于较早结婚的群体， 当人们延长寻找婚姻伴侣的时间时，婚配观念可能会改变。

Du, Yang, Albert Park, and Wang S. 2005.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688-7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脱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Chen andRavallion, 2004; Park and Wang, 2001)。 • 大量脱贫源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但是，自从 1980 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便主要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主导。大量的流动人口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从而有利于脱贫。但是，较少文献提供了人口流动对脱贫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中国贫困地区两个互补的家庭数据集的分析，为迁移在扶贫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证证据。

为了考察家庭迁移决策的决定因素及其随时间的变化，我们使用 CPMS 的前一年和最后一年数据估算了条件 logit 模型。我们利用两种估计方式：一方面加入县固定效应以及地理变量，即地形和到最近市场的距离。另一方面，我们加入村庄固定效应，避免了在评估特定家庭特征对迁移决策的重要性时遗漏影响迁移的社区层面因素的偏差。

由于迁移是一个选择性的内生性为，我们利用工具变量对迁移和收入进行估计。文章将去年村庄迁移者比例衡量移民网络水平，并将其作为迁移的工具变量。文章同时控制了县-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家庭固定效应，用以消除无法观测的异质性混淆。 • 我们同时将迁移进行滞后，从而观察更久的迁移对家庭收入影响。

•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们发现中国的结构变化从上世纪 9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到来自中国西部的劳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低养老水平家庭有移民的可能性增加了，而当地地理位置在移民决策中的重要性下降了。与富裕或贫穷家庭相比，处于贫困线附近的家庭更有可能有移民。因此，对一些家庭来说，移徙机会在摆脱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移民使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了 8.5% 至 13.1%，移民汇款既对迁移者有帮助又能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 • 负面影响上，移民对贫困人口总数的总体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贫困家庭没有移民。劳动力稀少、人力资本贫乏的最贫穷农村家庭无法允许其成员迁移。因此，将贫困家庭纳入正在进行的结构变化过程中，可能仍然值得中国在制定政策时优先考虑。

Giles, John, and Ren Mu. 2007. “Elderly parent health and the migration decisions of adult childre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Demography 44(2): 265-288.

一、研究问题 中国农村老年父母的健康状况是否会影响成年子女的迁移决策？如何影响？有无兄弟姐妹是否会影响？ 二、研究背景 生育率下降可能带来传统赡养体系的崩溃； 老年人幸福感有多种影响因素： 健康、劳动参与、退休决策、居住安排、子女接近程度、子女就业； 人口流动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规模的巨大增长； 老年人健康状况不佳时，流动人口面临着回村的压力， 兄弟姐妹的存在对流动可能有影响。 三、研究方法和结果 （一）概念框架 一个成年的孩子被认为既关心父母的幸福，又对最大化自己的收入感兴趣。农民工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年轻 人可能更愿意在家乡以外的地方工作。当父母的健康状况足够好，不会对成年子女选择在哪里就业产生限制。当父 母生病时需要帮助，一个成年的孩子面临的选择是雇人照顾父母，依靠家庭成员的帮助，还是返回村庄亲自提供照 顾。如果兄弟姐妹可以提供照料，父母患病对成年子女就业影响可能不那么明显。 （二）数据和方法 数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RCRE 补充调查(从 1986 到 2003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四波调查 (1991、 1993、 1997 和 2000 年)。 根据概念框架，期望发现迁移模式与父母的健康状况有关。建构二元选择模型: 关注四个潜在的问题:同时性偏差（滞后变量）、遗漏的变量偏差（兄弟姐妹的观测、 非同住的父母）、父母健康状况测量中的随机误差造成的偏差（多种测量方式），以及父母同住的选择（父母可以照顾孙子女、 成年子女尚不能成家立业、 兄弟姐妹讨价还价的结论）。 变量和模型： RCER： 父母健康状况（继发死亡，父母在 t 年去世， t+1 年去世， t+2 年去世）； 个体特征：教育程度、父母的教育程度、年龄； 家庭特征：家庭人均土地、家庭人均消费的对数、家庭年龄结构等。模型中误差项的处理：假设不存在其他与父母健康和迁移决策相关的重要遗漏变量。 CHNS： 健康状况测量： 自评健康状况(SRHS)——转换为健康状况不佳的虚拟变量（可能存在误差）； 与社会经济地位、 文化和偏好等因素有关（使用一阶差分处理， 解决了被忽略的变量偏差所带来的问题）； 身体健康指数 BMI——转换为高 BMI 和低 BMI 两个虚拟变量（20%）（作为工具变量， 进行过度识别测试， 确定首选的工具变量估计值是否存在明显的内生性偏差）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一阶差分(FD)和一阶差分工具变量(FDIV)模型。 （三）结果 父母健康和男性子女迁移概率之间负相关；父母在世的人数(住在这个家庭中)负相关，而兄弟姐妹的人数(住在 这个家庭中)是正相关。解释：住在家里的父母可能与成年子女提供的照顾或其他形式的经济援助有关，这些援助在照顾儿童方面占主导地位。 父母健康与兄弟姐妹间的交互作用显著，表明兄弟姐妹的存在可以提供照顾，这将减少父母年老疾病对每个兄 弟姐妹迁移能力的负面影响。 考虑到兄弟姐妹的数量而不考虑家庭成员时，兄弟姐妹对迁移的影响会从正向显著转变为负向显著。兄弟姐妹 的存在可能与维持一个更大、更多样化的家庭有关；当兄弟姐妹都很年轻时更有可能住在家里，兄弟姐妹可能会提供有关移徙机会的信息，从而导致兄弟姐妹的存在和移徙之间的积极联系。家庭层面的回归中，兄弟姐妹数量与迁移之间的负相关，家庭网络的规模可能与当地的机会有系统地相关，并可能主导着对移民劳动力市场参与能力的影响。 男性移民比女性移民更容易受到父母老年疾病的影响，女性的迁移率比男性稍低。女性对长辈的责任可能会在 结婚后从自己的父母转移到配偶的父母，因此我们可能不会观察到对自己父母的疾病有显著的反应。对父母疾病的迁移行为可能与成年儿子和儿媳的多种动机有系统的联系。 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的老年人的系数都为负。对于男性而言，如果父母中有一位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的老人， 其随后参与移民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会降低 26%。如果忽略了年长父母和不在家庭中居住的兄弟姐妹的信息，可能会导致我们低估父母健康对移民决定的影响。 （四）结论 老年父母的健康状况不佳降低了儿子迁移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结论表明影响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寿命 的因素也可能影响成年子女的劳动供给决策，这对我们理解传统支持机制如何发挥作用以及生活安排在促进支持方面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Lindstrom D P, Hernandez-Jabalera A, Giorguli Saucedo S. Migration, Family Formation and Fertility in the America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21, 55(1): 280-314.

Stark, O. 1984.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LDCs: A Relative Deprivation Approac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32, No.3, pp. 475-486.

传统的劳动力迁移理论无法解释

1.最贫困的农村地区乡城迁移率并非最高；

2.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农村地区迁移率最高；

3.农村地区非常贫困的人迁移倾向最高。前提

1.对自己收入的满足感受周边人收入的影响（相对剥夺感）；

2.乡城迁移是为了提高相对地位（相对贫困等因素激发了人们的位置决策）

相对剥夺模型

1.结论是帕累托最优吗？根据帕累托准则的标准操作不是，因为人们总会地考虑自己的相对地位。但如果不直 接应用帕累托最优的标准操作形式， a 对于乡城迁移者，将乡村社区作为参考群体，相对改善； b 留在村庄的人在迁移前后都不会贫困； c 城市居民在将他们的收入与新的、较低的城市平均收入进行比较时，将减少他们的贫困或增加他们的满意度。 2.明显的自我延续趋势。相对剥夺带来了迁移，而迁移又反过来导致他人进一步的相对剥夺和不满，从而导致 更多的迁移。 3.乡城迁移和部门间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持续相互作用。 虽然“过度”的农村向城市迁移(就城市就业岗位而言)并 没有带来实际劳动收入的平等，但它确实使预期收入平等，而农村向城市迁移恰恰在这些条件达到均衡时停止。 假设：村庄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收入 y 与其他所有村民的收入进行比较，村民不论所处位置将其视为参照群体。 结论是否帕累托最优？对于那些最终留在村子里的人来说，相对贫困仍然保持在零水平。对于移民来说，如果他们在城市获得的收入高于移徙前在农村的收入，相对贫困会减少。对于迁入的城市社区居民来说， a. 如果移民在城市收入分配的最低端获得收入，那么对每个城市人来说，相对贫困程度较低。 b. 如果移民的收入分配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分配相一致，城市平均收入保持不变。 界定农村或城市收入的标准应视本人的最初地点而定，而不应视他目前的地点或该收入实际产生的地点;所有收入来源的最近收入单位必须是基于迁移者的农村家庭。 结论

1.移民会减少相对剥夺；绝对剥夺不起作用，收入的绝对形式不发挥作用；

2.参照群体可能随时间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程度、忠诚度和与所在村庄的社会联系可能会减弱，一些城市社区将“取代”作为参照群体；

3.数据与模型可以更优。 农村向城市迁移的相对剥夺方法应与数据密切联系，并应进行仔细的试验和系统的经验验证。

Taylor, J. Edward, Scott Rozelle, Alan de Brauw. 2003.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1) 75-101.

主题

探讨中国农村的移民、汇款、农作物和自营收入之间的联系。

研究思路

首先从新经济迁移理论出发，来理解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向外移民和移民汇款是如何放松或收紧对家庭的市场约束的。接下来，作者建立一个两步联立方程估计模型，它与新经济迁移理论相一致。估计量用于衡量移民和汇款对家庭收入来源的影响，并将移民决策建模为泊松过程。最后，文章讨论了经济计量结论的政策含义。总体分析代表了对新经济迁移理论假说的检验，并提供了对移民对农村经济的复杂影响的洞察。

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中使用的家庭数据来自于河北和辽宁省 31 个村庄的 787 个农户，该调查收集了关于 家庭特征、财富、农业生产和非农业活动的详细信息。文中作者主要以估计迁移模型（泊松回归）；三阶段最小二乘结论以及移民、收入和汇款三个角度来研究移民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 本文利用新经济迁移理论来探索中国移民对移民离开的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其次，作者衡量了移民对派遣移民 的家庭的各种影响，有时甚至是相互竞争的影响，并讨论了文章的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尽管本文已经确定了移民和汇款影响中国农村收入的多种方式，但移民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可能比本文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复杂。

结论

使用家庭农场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表明，劳动力的迁移损失对来源地区的家庭种植收入有负面影响，尽管它不 会对作物产量产生负面影响。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移民寄回家的汇款部分弥补了这种劳动力流失的影响，通过刺激作物生产直接和间接增加了家庭收入。这一发现为新经济迁移假说提供了证据，即汇款放松了欠发达国家农村地区特有的不完善市场环境中的生产限制。考虑到迁移的多重影响和住房规模的变化，作者发现，在家庭一级参与迁移会使留守家庭的人均收入增加 16%~43%。

Lu, Yao. 2012. “Education of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328-341.

主要问题

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教育状况的总体影响是什么？不同性别对移民的影响有何不同？迁移是如何随着孩子的学校水平而变化的？

中国现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 大规模农民工到城市工作， 把孩子留在农村：一方面，绝大多数迁移者将钱寄回他们原来的家庭，汇款带来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中断， 孩子通常会与祖父母或其他亲戚在一起， 哥哥姐姐在支持弟弟妹妹方面也起到作用。

农村教育的特点： 教育成本相对较高，受教育机会有限，教育质量较差，以及对男孩的强烈性别偏见。

研究方法和结果

1.数据、变量和方法 数据： 2000 年、 2004 年和 2006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 7 岁至 18 岁的农村儿童。 变量： 因变量： 对孩子完成的最高年级的连续测量，范围从 0(未受教育)到 12(高中三年级)；自变量：三类儿童：无迁移家庭（NM）的儿童、父母一方或双方迁移（PM）的儿童、 兄弟姐妹（SM） 作为迁移者的家庭(同时与父母双方生活在一起)中的儿童；其他协变量包括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如儿童的年龄和性别； 家庭教育环境（25 岁及以上的家庭成员所获得的最高教育水平）； 家庭经济背景（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结构（是否生活在大家庭中、 家庭中学龄儿童(6-18 岁)的数量）； 省份层面的环境效应和宏观经济冲击。

结论

1.通过 CHNS 数据将儿童按迁移分类，发现父亲迁移比母亲迁移更为普遍，哥哥姐姐的迁移与父母迁移水平相当，说明哥哥姐姐在支持家庭和让弟弟妹妹上学方面的重要作用。 2.家庭整体迁移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上，移民家庭的儿童完成了更多的学业，不同类型影响不同。性别上，迁移有利于女孩的教育。年龄上，对年龄大的孩子更有利。 3.总体来看，迁移改善了农村孩子的教育劣势，不同类型的家庭迁移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也不同。年龄更小，对儿童的教育消极影响更大，总的来说，这些发现表明，父母的迁移并没有像他们的父母所希望的那样，给留守儿童在教育前景上带来显著的优势。父母移民并没有真正缓解农村儿童长期以来在教育方面的劣势，因为这往往会导致家庭分离，从而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钱岳博士的研究聚焦2020年新冠疫情之下湖北人所受到的歧视与心理健康问题。基于团队自主设计收集的调查数据与访谈资料，综合定量、定性两种研究方法，分析了新冠疫情下的疾病、地域与歧视之间的关系，以及歧视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其他人，新冠疫情期间住在湖北或者不住在湖北的湖北籍人群以及新冠肺炎疑似/确诊病人更容易感受到歧视；且感到被歧视的次数越多，抑郁的可能性也会越高。这说明被污名化的人更容易受到歧视，且歧视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被污名化的人心理健康问题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由于被歧视产生的。定性研究结果进一步对以上研究发现进行了验证与说明。

基于研究结果，钱岳博士认为，疫情和自然灾害等会使得部分群体更趋弱势，并由此加剧地域歧视等歧视现象，引发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负面结果，且这种歧视的存在和社会中的结构性因素高度相关。最后，呼吁大家持续关注新冠疫情下长久存在着的污名化问题。

白钰所在的养育未来团队以0-3岁的婴幼儿为研究对象，着眼于农村婴幼儿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他们在中国农村山区对数千名6-36月龄婴儿进行了多轮追踪研究以及大量的随机干预实验研究，旨在探索出具有推广性的农村贫困地区婴幼儿养育干预模式。白钰介绍了婴幼儿早期发展干预研究进程的6个阶段，分别为婴幼儿营养干预、婴幼儿照养人养育行为干预、建立村级婴幼儿早期发展活动中心、宁陕整县模式、融入健康元素的婴幼儿照护干预探索与养育师，并详述了每一阶段的研究目标与愿景。

根据研究结果，养育未来研究团队提出我国农村婴儿早期发展的6个缺口。在其团队的努力下，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婴幼儿发展问题开展的干预项目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探索并总结可以提供给政府落地的婴幼儿养育政策模式。最后，白钰介绍了团队愿景：希望通过推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提高农村和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储备，早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美好愿景。

贺光烨博士依托“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2017年首期数据，采用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法，探讨了教育程度对女性及男性进入婚姻早晚的影响，明确了本地户口在婚姻市场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上海，教育程度越高，结婚越晚，对女性尤甚。不论男女，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的推迟在具有上海户口的个体中并不明显。上海户口的调节作用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在2008年之前，不论是否拥有上海户口，高受教育程度的男女都呈现晚婚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受教育的婚姻推迟效应主要在没有上海户口群体中显现。自2008年物价（尤其是房价）急速攀升之后，相较外地或低教育学历男性，高受教育程度的本地男性不但不会推迟婚姻，反而会更早结婚。

基于研究分析，贺光烨博士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和生活成本的迅速攀升，适龄男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的常态，两性的择偶偏好似乎开始走向趋同，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一研究发现，具有理论和政策双重意义。在理论上，有助于学界对当今中国两性婚姻更为深入地了解，也是对国家婚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在政策上，传统性别分工与经济压力的相互撕扯，户口作为重要的经济潜力象征，与此相关联的无论经济还是政策上的优势作用，对两性婚姻的进入甚至是之后的生育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许小可教授从“数据”引出本次的讲座主题。许老师指出数据是基础性资源，数据生产力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媒体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资源，疫情实时数据和在线迁徙数据都为许老师的论文提供了丰富来源和有力支撑。有别于人口科学的人口流动迁徙，许老师从传播链角度出发，以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所发的各篇论文为例，从宏观层面分析了新冠病毒的传播概率、春运人口流量目的地相关性、潜伏期和检测能力影响因素等问题。在微观层面，许老师以家庭病例分析作为研究途径，比较家庭内传播和社会随机传播模式的结构差异性，验证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点，且有助于阐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规律和影响因素，科学预测疫情的发展趋势和制定防控策略。

基于研究结果，许小可教授认为，潜伏期具有重要作用，需要高度重视新冠肺炎潜伏期和检测能力等影响因素，同时对于城市人口数量因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辛普森悖论的逻辑思路。在家庭研究中，许老师发现家庭中发生的聚集性疫情占83%以上，其具有广泛性和严重性。并且，家庭内异性传染能力高，家庭外同性传染概率大，家庭聚集性疫情与社会传播相互耦合形成更大传播。研究发现新冠肺炎传播的确反映出“女主内”的社会模式，但是对于“男主外”的社会模式反映并不明显。最后，许老师列举了不同城市社会隔离措施和复工复产措施对于交通流和疫情的影响。

Conley教授的讲座围绕社会基因组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前沿领域展开。社会基因组学试图从基因的角度入手，解决社会领域的一些传统问题。本讲座主要介绍了什么是社会基因组学及其发展，并列举了社会基因组学在“同伴效应”、“家庭效应”等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首先，Conley教授进行了基因背景知识以及如何将基因引入社会科学中的介绍。他首先指出遗传学、基因分析技术取得快速进步，近年来基因信息的成本大幅下降，正是这一技术进步，使得人们可以尝试利用基因和环境信息来预测个体行为，并促进了社会基因组学的产生和发展。之后，Conley教授介绍了多基因评分法（polygenic scores），并通过教育水平的研究案例解释了如何利用该方法将基因组织与社会行为联系起来。

之后，Conley教授介绍了同伴效应（Peer Effects）的基因研究，通过使用来自全国青少年到成人健康纵向研究（Add Health）的5500名青少年的数据来以识别吸烟行为的同伴效应。利用基因组学的方法，可以控制传统的同伴效应研究中的选择性、场景效应和反射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朋友之间的基因具有相关性。第二个例子是对家庭效应的估计，即父母的关注或在孩子人力资本上的投入会改变孩子间的先天差异。第三个研究则是关于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这一研究着眼于环境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遗传风险和吸烟行为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越战时期的征兵数据分析，发现具有高吸烟遗传倾向的退伍军人更有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吸烟者，并且在老年时被诊断患癌症或高血压的风险更高。战后上过大学的高风险退伍军人的吸烟行为明显减弱，这表明退伍军人在服役后接受学校教育的收益减少了成年后的烟草消费。在讲座的最后，Conley教授强调社会学家应当更多关注基因研究，并且提出了社会学家之所以要关注基因问题的重要原因。

王宇博士的研究缘起于疫情期间的封城封校经历，出于疫情管控的目的而暂时关闭大中小学院校及幼儿园，某种意义上这加重了家庭的照料负担，并可能影响到家庭内部分工的决策变化。王宇博士的这项研究则主要从性别视角来理解家庭内部照料及其分工的差异。

首先，王宇博士对无酬劳照料工作的相关研究背景及中国社会转型下家庭照料的变化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传统的照料劳动性别分工中，女性一般会承担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并且其参与的照料劳动强度也更大，在照料劳动类型上女性更多承担日常的诸如烧饭、洗衣等家务，但男性则更偏向于非日常性的工作如整理花园、修理家具等。家庭照料工作不仅需要付出体力上的劳动，还需要更多的情感投入，而这些家务所体现的女性或非女性的气质也更加固化这种承担家务工作的性别差异。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下，剧烈的社会变化对家庭内部的照料服务的分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制度的解体弱化了国家对家庭的支持功能，家庭照料的责任逐渐回归家庭本身。而父权传统的重新崛起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也提供了更大的外力推动女性回归家庭。但是，也有家庭内部分工性别差异缩小的变化，比如相比于年老一代，年轻一代的男性更多地参与到照料劳动中去，尤其是抚育孩子相关的照料工作。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女性与男性的就业状态、收入对家庭内无偿的照料工作和时长相关，虽然有偿工作可能会压缩参与照料劳动的时间，但一些经济独立的女性反而更可能通过做更多的家务来弥补家庭缺失。

王宇博士的这项研究并不局限于个人决定因素，而是从夫妻之间的相对权力来分析家庭内的性别分工，并考察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即就业状况，是如何影响家庭分工及性别不平等的。王宇博士提出了三个研究问题：（1）夫妻相对的经济资源如何影响家庭照料时间？（2）夫妻相对工作时间和相对超长工作状态（每周工作超过44小时）如何影响家庭照料时间？（3）夫妻的相对权力对家庭照料时间的影响是否会因孩子数量、父母年龄不同而有所差异？

虽然care work与传统的housework有所不同，可能有情感的投入和回报，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传统的housework的相对经济资源框架来分析（因为一般认为housework是大家都不愿意做的，是一种burden，而care work因为有情感的投入，并不一定是一种burden），但本文认为care work中仍然包含一些非常日常、琐碎的工作，依然用相对资源的框架来分析。

考虑两种机制，一种是relative economic resource（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对权力），另外一种机制是gender display，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期待有所不同。两种机制的作用大致上是相反的。

假设1：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care work的时间与个人收入在家庭收入占比负相关

假设2：经济越独立的女性倾向于通过多做一些care work来弥补她的gender deviance；而经济越独立的男性则倾向于通过少做care work。

假设3：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照料孩子的时间与相对工作时长负相关

假设4：（类似于假设2）对于女性而言，工作更忙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花更多时间照料孩子来体现自己的mothering；男性则相反

假设5：孩子的影响，有孩子的女性花在care work的时间与他们的相对经济资源和相对工作时间相关性更强

王宇博士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数据，对研究问题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妻子来说，家庭照料的时间可以由配偶之间的相对带薪工作时间来解释，即如果丈夫的工作时间比妻子长，妻子投入到照料工作的时间也会迅速增加，而男性在家庭无偿照料工作中投入的时间则与夫妻相对工作时长并没有显著的关系。也就是说，女性更可能因为夫妻的相对工作状态而对自己的时间进行重新分配，但男性则更倾向于有偿工作优先。性别差异在有孩子的家庭中表现更明显，有相对超长工作状态的妻子往往也会通过更多的照料工作来弥补自己在扮演传统家庭中女性角色上的不足。对女性来说，相对工作时间是care work的较强的预测指标，而男性则是相对经济收入是更好的预测指标。

石智雷教授以跨省、首次外出流动以及流入到当前务工区域时间早于初婚时间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对流动人口离婚概率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高离婚率地区形成了一种强势的离婚文化，无论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高离婚率地区，还是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婚率地区，跨省流动人口都会保持较高的离婚概率，证实了文化在人们离婚决策中的重要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离婚文化的浸染效应主要会提高年轻流入人口的离婚概率，而离婚文化的继承效应则更可能提高年龄较大流出人口的离婚概率；文化对婚姻稳定的影响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更容易受到流入地文化的影响，而女性更容易保留流出地的文化属性。

基于研究结果，石智雷教授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有积极的一面，但其中也不乏糟粕，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离婚率上升作为个人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新文化运动掀起自由离婚思潮起，离婚文化就披着“现代性的外衣”，但是当前这种看似能够满足个体自由意愿的婚姻文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将自由离婚作为借口，闪婚闪离或者多婚重婚，造就了史上最高的离婚率时期。

近年来，两性劳动参与率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女性已经开始超过男性，但是两性的收入差距却仍然存在。一个相关的解释是女性在高回报的领域（如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的贡献是被低估的。同时，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尤其是高分段，这可能导致对女性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贡献低估。因此研究两性数学成绩的差异对就业市场薪酬待遇的性别差异有重要意义。关于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原因有先天生物学差异和后天社会环境差异两种争论，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后天社会环境差异，比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学成绩两性差异不同，在性别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女孩的数学成绩相对比男孩更好。微观层面可能受父母和教师性别刻板印象（父母和老师对不同性别孩子的学业表现期待不同）的影响，还有一些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的研究（比如数学老师性别的影响和高中性别构成的影响等）。还有研究关注社会和就业市场的性别不平等。但较少有研究关注社会性别规范对数学成绩性别差异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聚焦于社会性别规范（性别观念）对数学成绩两性差异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探究。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多期数据分析了区域性别平等观念对于初一和初三年级男女学生数学成绩差异的影响。

模型采用一般分位数回归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女生的数学成绩要优于男生，但是在数学成绩分布的高分位点女生成绩显著低于男生；性别平等观念可以降低男女初中生在高分位点的数学成绩差异，同时这一效应对于初三学生的影响比初一学生的影响更为显著。性别平等观念影响性别数学成绩差异的四个渠道可以概括为：（1）区域的性别平等观念影响该地区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对于数学的刻板观念，例如在性别观念更平等的地区，女孩对于自身的数学能力持有更强的信心，并会相应更努力学习数学成绩也会更好。（2）区域的性别平等观念可能改变数学老师的教学模式，在性别平等观念更强的地区，老师对于女学生会给予更多关注和正反馈，会对女生数学成绩有帮助。（3）性别平等观念影响家长对于女孩的教育期望，进而会影响女孩在数学上的表现。（4）性别平等观念影响学生以及家长对未来的自信心，性别平等观念强的地区女孩相较于男孩会有更强的对未来的信心，进而会影响女孩在数学学习中的付出以及最终成绩。

周羿博士聚焦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借助极富中国特色且蕴含父母期望态度的“名字”，量化分析了中国父母态度的对女儿教育水平的影响作用。首先，周羿博士通过对国内外“身份认知研究”与“教育性别平等”相关理论进行评述，指出了除传统制度和市场研究外，身份认知视角在教育性别平等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内涵“对子女身份认知”的父母期望态度所存在的测量困境。其次，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与2016年CFPS数据所获得的中国人近现代名字的集中度（队列、性别、城乡）特点，结合《诗经》、《左传》中的中国古典故事，周羿博士进一步指出中国父母为女所起的“名字”可以作为“父母对女儿未来教育期望态度”的代理变量，应用到女性教育水平的实证研究之中。

实证研究中，周羿博士首先对出生于1975-1979年的名字使用10次以上的4000多个样本进行分析。构建了三种衡量父母对女儿出生期望的指标（自变量）：1975-1979年间，使用该名字的人中是高中毕业的比例（ENI）、是城市户籍者的比例（UNI）、是男性名字的比例（MNI）；以“女儿的教育年限、是否上初中，弟弟妹妹数量”为因变量，并对家庭城乡户口、父母收入、父母教育年限、队列、省份等变量进行了控制。回归结果显示，ENI、UNI、MNI得分更高的女儿，其未来教育成就会更高，未来更可能初中毕业，但与其弟弟妹妹数量呈现负相关，即父母对大女儿期望更高时，会减少继续生育弟弟妹妹的数量。分城乡的结果都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同时城市样本的影响系数比农村更大。

考虑到存在部分不可观测变量会对父母为女起名、对女儿的教育投入产生影响。周羿博士继而选取了拥有超过两个女儿的家庭样本，通过控制家庭户的固定效应对不可观测的父母社会阶层变量进行了控制。结果显示，同一父母对不同女儿取不同的名字，女儿未来的学业表现也会不一样。为了进一步对“名字影响教育成就，不是因为名字代表的是父母的期待态度，而是因为名字会影响女儿后续的社会交往”的解释进行反驳，周羿博士继续对2016年CFPS数据中的16岁以下子女样本进行了回归，发现女儿教育成就确实与父母态度相关联，进一步佐证了女性教育成就的变化需要考虑到社会习俗变迁与父母态度影响的结论。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

(1)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集体机制的影响,例如区域和单位;

( 2)传统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业绩被认为能够促进民众的集体福利;

(3)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

普遍结婚到基于SES的婚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