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一下，大概是这个地方

须贺圭介的本性

其实还是世界系那个老生常谈的内核，即尚未离开原生家庭的青少年“对长大的向往”和“与他人交流的恐惧”之间的矛盾心理。你在主楼第一段中举的剧中的两个例子，实际上已经暗含了这对矛盾：
①通过能力帮助别人，获得别人的认可=成为大人，在社会上能有立足之地。就像碇真嗣驾驶eva就能够获得身边人的认可，就能装出一副长大了、能负起责任的样子一般。这样一来，即使不去与别人的内心接触，别人也能像崇拜偶像一样围在自己身边。而实际上，真正的长大首先是要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养活自己，而只要从事这种生产，就意味着分工，意味着与别人的交往。
②“大逆不道”的行为获得须贺的支持=不愿长大，希望家长能像接受小时候自己的胡闹一样接受自己青春期的叛逆。剧中须贺实际上扮演了帆高父亲的角色，当然不是像碇源堂那种只会给孩子提要求却不管孩子内心想法的传统“大男子主义”型父亲，而是青春期少年更期望的能保护和关心自己的“大朋友”型父亲。

“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这对概念最常出现的语境应该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的时候吧。不过你在主楼中把“抽象的人=社会”，“具体的人=个人”实际上是偏离了它们的原始含义。在马克思原本的含义上：
①“具体的人”指的是从现实中人的感性实践出发去理解的人，是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的人。换句话说，“具体的人”与他周遭的生活世界，与他必须不断从中获取物质资料，并不断改造它们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它恰恰是社会性的；
②而“抽象的人”是指费尔巴哈脱离了人类的社会历史与社会活动，单纯从孤立的“感性对象”角度去理解，只把人当做一定生理特征和道德特征的总和加以考察的人（就像中国传统的性本善论、性本恶论一样）。这种人，费尔巴哈反而只能从感情范围内承认他们作为“单个的”人。

但与其说是你用错了这对概念的原始含义，倒不如说是作品本身就把这对概念给“倒置”了。把对“抽象的人”的爱、友情、道德等美好本质的追求投射到作品中具体的个人身上；对“具体的人”他们的生产活动、经济政治关系等却错开视线，反倒全部归于抽象的、无法言说的社会力量。这倒是和费尔巴哈看到正常社会之下那些饱受疲劳与疾病折磨的穷苦人时手足无措，只能空虚地呼唤“爱”的哲学进路颇为相似。

于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我觉得马克思本人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