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名》的死亡、记忆与政治

之所以写这篇日志，是因为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就是认为诚哥“不够政治”。很多人也会把日本创作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的，比如押井守、富野，一类是不政治的，比如诚哥、高桥留美子，认为后者缺乏深度，只关注情情爱爱，描写的都是青少年那种肥大且幼稚的自我。

众所周知，我一向认为诚哥是“后宫崎骏时代”最接近押井守的男人，诚哥真的不够“政治”吗？我看未必。所以，这次就以“灾害三部曲”的《君名》为例，谈一谈诚哥作品中的“政治”，新生代而非旧时代的“政治”。

还是从稍远一点儿的地方讲起，有关注我的人应该知道，我最近读了大谷正的《甲午战争》。大谷正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有关死亡与政治的案例，即国家性的悼念仪式如何促成了国家内部的政治和解和新的国家认同的产生：在甲午战争之前，由于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一系列内战的存在，日本社会内部其实存在大量政治撕裂的，不同阵营的死难者亲属，对大规模悼念活动无法形成一致。由于倒幕和佐幕、西乡隆盛和明治政府的站队问题，旧藩阀与政府之间也颇多抵牾。但以“征清”（以及之后的“征俄”）胜利为基点，明治日本得以抛弃过去国家内乱的旧“志士”，在对新的“征清”勇士的统一悼念上建立国族认同。凡明治二十七年后的战死者，为新生日本国之卫士。于是，以“靖国”之名，日本得以诞生。

可见，死亡与政治有密切的关联，特别是对死亡的哀悼和记忆，构成了共同体政治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解决了共同体的外部威胁；死亡与哀悼，则消灭了共同体内部可能得分裂。战争可以带来死亡，因此战争在塑造近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另一种力量也可以带来大量死，那就是诚哥要讨论的“灾害”。

《君名》其实是一个关于死亡与哀悼、记忆与遗忘的故事。故事以泷时间线的三年前，陨石“提亚马特”飞过东京上空，其碎片坠落于系守町，杀害了一半人为开始。当晚，泷在天台上目睹了璀璨的流星划过夜空，却只留下了一句轻轻飘飘的感想：“当时只觉得十分美丽”。

三年后，泷突然发现自己能与少女三叶交换身体，泷体验三叶的乡村生活，作为巫女拜见了系守町的“神体”，三叶则经历了东京都市大冒险以及与前辈dokidoki的恋爱展开。在与前辈first date的当天，泷终于察觉了自己对三叶的心意，但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与三叶交换身体的能力，再也无法找到三叶。

从后面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泷与三叶的时间线其实有三年的错位，在泷三年前看到陨石的当晚，三叶就已死于系守町坠落的陨石碎片。但这就带来了一个很不自然的问题，泷为什么不知道三叶的所在？

既然系守町在三年前遭遇了重大灾害事件，既然事件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报道和关注，那么这张极具标志性的火山口湖的照片，就一定曾出现在泷眼前。为什么泷没有认出系守町的位置呢？

很简单，因为遗忘。

首先要说的是，在信息过载、资讯高度发达的现在，三年之后遗忘掉一场与自己无关的、不大不小的灾害，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就像我也不会记得北川县城、雅安县城的样子，国家如今也很少再举办相关事件的纪念活动。所以，泷三年后无法记得系守町很正常，除了一家安静的美术馆，在国家、媒体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张火山口湖图也很正常。但诚哥刻意把这种“遗忘”呈现出来，背后凸显的其实是表现当下原子化的现状，国家与民众的疏离、中央与地方的疏离、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这构成了诚哥眼中日本国家的问题之所在。

而为了对抗这种“遗忘”，诚哥就借助了“世界系”奇迹的力量，这种奇迹既是日本之外的彗星“提亚马特”的力量，同时却也是日本内部系守町“神体”的力量，以“提亚马特=神体”“sf=民俗神话”的极致浪漫，让泷和三叶交换身体，让无关系者变成亲身体验者，让三年之后的泷不得不为三年前的那句“当时只觉得十分美丽”而感到悔恨，在寻找灾难的真相、对抗“遗忘”中获得happy ending。

而泷个人对遗忘的对抗背后链接的又是日本国家对遗忘的对抗。好事者经常引用麦克阿瑟的“日本国家只是一个12岁的儿子”的说法，来讨论日本国家的问题。所谓“孩子”就是无法对他人负责：日本国家如孩子般任性，在昭和以前将自己的国民送往必败的战争，日本国家又如孩子般懦弱，在昭和战败以后无法赋予国民新的身份认同，任由意识形态的分裂，这都是如孩子般的无法对他人负责。

如果我们赞同福泽谕吉的“一身独立，一家独立，天下国家亦独立”，那么日本国家如何成熟，也就是少年如何成熟，日本国家如何对全体国民负责，其实就是少年如何对“最初一人”，即让少年成长为男人的“少女”负责。因此，少女担负了世界的存亡，少女=世界，这就是“世界系”。

诚哥在《君名》中最终完成的就是这种“灾害的共同体”“记忆的共同体”，少年通过对抗遗忘，完成了与少女的连接，日本国家则通过对灾害的记忆、悼念，完成了与国民的连接，这就是构成了日本国家的巨大的“缘”。如果说，过去的明治日本是建立在共同悼念“征清”“征俄”勇士之上的“靖国之日本”，那么诚哥理想中的日本国家则是建立在共同悼念“灾害”死难者之上的“治灾之日本”。这种理想国家最终具象化，就是《铃芽》中与“常世之蚓厄”共生共荣的日本国家。

这就是诚哥的“政治”，是新生代放弃了旧时代的左与右之后，于日常和风景之中的“死亡与记忆”的政治。确实，诚哥不会像押井守、富野那样直接描写国家体制，但他会通过泷与三叶交换身体后，震惊却又无碍地融入周遭的生活，来弥合乡土与都市、历史与现在的撕裂，暗示日本国家内部的高度一致性。诚哥也不会讲拓植奇袭东京、哈萨维奇袭香港，但他会还原一个系守町的地理、风土、信仰、机构、町政治，以此来展示一个真实的地域共同体是如何运作的。在我看来，诚哥其实是00年代一批人中对日本国家问题有最深入思考的创作者，也是“后宫崎骏时代”最接近鸭的男人。当然，新鸭不会以旧鸭的方式讲故事，因为这已经是新生代的故事了。很多人以旧鸭的标准来要求诚哥，觉得诚哥“不够政治”，其实是刻舟求剑了